开始时,我对学校重视学术的气氛有点手足无措,它和以前沙田的旧学校不同,那时同学多是乡下小孩,对读书漫不经心。现在的学校比较高级。我穿着陈旧衣服,带了母亲准备的饭菜当作午餐,而非在附近的食肆吃,这些都曾遭到同学的嘲弄。
学校的老师中也有不喜欢我的,只因我在课堂上喜欢说话。学校分四个学期,每个学期结束时学生都要把老师的评语给家长看,然后签名确认。“多言多动”是我第一个学期的评语,第二个学期差不多,到了第三个学期,变成了“略有改进”。
在培正的头一年,我比以前努力多了,但从老师的报告来看还是不够。表现最差的两科是音乐和体育。在课堂上我唱得很差,永远荒腔走板。老师通常都会叫唱得最好和最差的人向着全班一起唱,令差别更为明显。我的独唱大家都受不了,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唱,怕等级被我拖低了。
老师对我的音盲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当时我的头发常常竖起来,怎么也弄不平。音乐老师纪福伯不满地说:“你看这孩子多么懒散,歌唱不好,连头也不梳。”
我努力地练习歌唱,每个星期六跟一个当钢琴教师的表姐练习,但头一年还是不及格。虽然在暑期重考中及格了,但成绩表上还是留下红色的印记,令人很沮丧。
体育科的成绩也是红色的。五十米要九秒半才跑完,那太慢了。引体向上做不到两次,仰卧起坐只能做三十次,但五十次才及格。这些成绩没有什么值得夸口,但我已努力了,也算值得吧。
头一年的数学课并未引起我的兴趣,可能是因为毫无挑战性。老师易少华只有二十岁,对我们来说,像一个大姐姐多于老师。由于缺乏经验,她讲课不够生动。几年后我也当上老师,开始时也手忙脚乱,对她倒同情起来。
到了初二,我开始尝到数学的真正滋味。老师梁君伟非常棒,他教授欧氏几何,由五条简单的公设出发,竟然能走得那么远,证明了那么多条定理,令我惊奇得说不出话来。出于某种当时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这种做法令我非常满足,甚至尝试自己创造一番。
自以为前人所未见,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只能使用直尺和圆规,如果给出下面任何三种数量,即三角形的边长、角度、中线(从中点到对面顶点的线段)的长度或分角线的长度,能否唯一地作出这三角形?这种做法是否一定可行?从开始我便知道最少有一个例外的情况:三个角度并不能唯一地决定三角形,存在无限个大小不同但具有相同角度的三角形。
其他所有可能的情况我都考虑过了,只有一个情况令我苦思不解。那就是:给出三角形的一条边长、一角和一分角线的长度,仅用圆规和直尺,能否把三角形画出来?我花了很多时间想这问题,但进展甚慢。走路上学时,乘火车时,都在苦思,但总不能解决它。表面看来这令人丧气,但同时也惹人思量,我热切希望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同班同学中有些很顽劣,他们会在吃中饭或运动会时吓唬我。有个肥仔常常捏我前臂,直到刺痛甚至麻木为止。他的动机不可考,但他的手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有一事使我不再受这类麻烦事的困扰,那就是当发现我能在数学上帮他们时,他们便对我友善起来了。
有次踢球,足球猛地打到脸上,我差不多晕死过去,其他人却觉得很好玩,他们总拿这件事或其他事来取笑我。有次被他们烦到受不了,我说:“你们这么厉害,这里有道题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你们能不能解它。”我把那道困扰多时的题目讲给他们听,当然没有人能做出来。后来,连教高一的数学老师黄逸樵也听说了这道题,可是他也没能解答。
星期一至星期五和星期六上午都是上课的时间。星期六放学后,离火车到站之间有些空当,有时我会在九龙一间书店流连。因为买不起书,我只会站在那里看一些数学书。有一天,发现有本书竟在讨论我一直在想的那个问题,我一直以为它单纯是自己的创造。原来那问题是不能解的,这令我松了一口气。书中引用了一个较晚近的论据,说明不能够用圆规和直尺来构造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三角形。
知道“我的问题”曾难倒不少人,而它是新近才解决的,我很兴奋。我亦意识到这个问题原来跟一个几百年前的老问题相似,那就是:只用直尺和圆规,能否三等分一角度?那是不能的。另外一个古老的问题是“化圆为方”,即只用直尺和圆规构造出一个正方形,其面积等于给出的圆,也是不可解的。看见自己提出的问题,竟然和这两个经典的难题同属一类,我感到飘飘然。我解不了这问题并非惨逢败绩,正好相反,解不了的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