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溪到了某些时节便会枯竭，这时就只能到附近的道观取水了。我们要背十加仑水行八百米上山，对小孩来说不是轻活。我们用担子挑起水桶，一人一头，这样受力比较均匀。在我成长期间，打水始终是苦差。在美国，水是理所当然的，故此不免浪费。只有当缺水，或者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得到一点时，人们才会发觉它是那么珍贵。上科学课时老师说水是人体所必需，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有切肤的感受。
寻找水源也带来意外收获，我们因此进了山，在溪涧的石上玩耍和捉鱼，有时会把鱼儿养在后院的大缸中。同时又收集灌木上的莓果以解馋，或采摘野花——我们买不起花店的花。
母亲每天都会到市场买菜，偶尔她把我们也带上，遇见的情景颇堪回味。早上，小贩在路旁做买卖，但他们是没有牌照的，警察不时会来驱赶。他们慌忙向四面逃跑，情况十分混乱。有些小贩在“走鬼”时，货物丢得满地都是。有些跑不动的，货物被充公，我看了十分难过。
没钱购买食物的家庭，不只我们一家。贫苦人家会互相接济，共渡难关。这种和衷共济的做法，使大家在困难的日子中都不虞匮乏。母亲和父亲即使手头紧绌，也会接济亲友。他们古道热肠，给我树立了一个慷慨好义的榜样。
每天都为生活奋斗的同时，我们也向往节日。节日到来时，就能把担忧暂置一旁，尽情享受节日的欢乐。农历新年便是这样的大日子。记得1956年的新年，虽然穷困，但母亲已为此准备了整整一个月，亲自酿了米酒，做了年糕，还有其他糕点饼饵，拿来馈赠一众亲友。
过年前的一天特别重要，我家和其他家庭一样大吃一顿。父亲把祖父祖母放大的照片供在桌上，燃起香烛，告诉我们祖先从哪里迁来，然后大家向祖先行三鞠躬礼。
到了次日，先燃响爆竹，通常我带头点火。然后，父亲母亲把孩子叫到一块儿，我们向他们鞠躬，说“新年快乐”及其他吉利话。母亲给每个孩子一点钱，通常是一港元，放在红封包内，红色代表好运。（钱不多，大概等于当时的十五美分，但已足够买一碗面了。）新年是重要的日子，为了给我们发红包，父母有时要向别人借钱。
新年期间，父亲会带我们坐巴士去亲朋处拜年。有钱的亲友会给红包，我们会上交给母亲。通过这种互访，我认识了父亲的许多熟人。聚会时小孩子有时会一起玩扑克牌，除了节日期间，父母是不许我们玩扑克的。
另一个节日是在9月或10月的中秋节，母亲会买一些不同馅料的月饼。孩子们在山间拿着自己用柚子皮做的花灯玩耍，直到很晚。花灯可能会引致火灾，所以很危险，但也很好玩。
回想这些节日，可见就算是最艰辛的岁月，辛劳和贫困之间也点缀着快乐。
每个星期，父亲给我们兄弟和附近的男孩讲授书法诗词。他相信每个自重的学者必须写得一手好字，这是长久以来的传统。我们要熟记著名诗人的杰作，并抄写在廉价的纸上。他教导我们，学者必须用砚磨墨。我们依法照办，这可是费劲的功夫。不过这种磨出来的墨，要比从店里买的墨油亮得多。
再进一步就更难了。父亲要我们熟记长篇的诗作，并且在他面前背诵，抑扬顿挫，不能读错字。他说：“只有高声吟诵，才能细味诗歌。”
虽然背诵诗词比派对的吵耳喧闹声好些，但也有邻居投诉孩子念诗时的声浪。父亲给的作业，有的很难，但我依然从这些作业中，学到了不少中国文学和历史的知识。
那时候，我在学校不算用心，对父亲的课却认真得很。他是我那时，甚至直到现在最重要的老师。早期受他的训练，我养成了对中国历史、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兴趣，一生受惠。他甚至影响了我在数学方面的工作。我不是说具体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如何去看问题。从他那里，我学懂了必须了解问题的历史背景，总结过去，足以为未来提供线索。
在更广的层面上，我得益于父亲对我的厚望。年轻时并不知如何去实现它，到了知道时，很可惜，他已去世了。除了父亲亲授的课和日常的对答，我还喜欢旁听父亲和他的学生热烈的讨论。这些大专生时常上我家，有时他们会谈到哲学，其中的内容非小孩子的我所能掌握，但我仍能感受到他们话语中的兴奋，从而知道哲学思想的迷人之处。
这就是我部分非正规的教育。在元朗上小学一年级被人欺负，而又辍学近半年。搬到沙田后，我进了另一间学校，老师和同学都是新的。有时同学会取笑我单薄的鞋或自制的衣服，但玩笑不算大。我并不太在意这些，况且我对时尚什么的也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