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沈括心里非常嫉妒苏轼，神宗的殿论，对他是一个强烈的刺激，而他又知道安石甚恶苏轼，所以回京后，除了极口赞扬青苗、助役诸法，绝无不便于民之外，随即将苏轼的近诗，逐首加以笺注，附在察访报告里，签贴进呈，告他“词皆讪怼”。1
神宗置之不问，但是满朝的人，都已知道有此一事，自然有人告诉苏轼。苏轼认为这种捕风捉影的忌谤之言，英明的皇上不会信他，并不放在心上，倒在写给刘恕的信上，自嘲道：“不忧进了也。”意思是不愁没有人把我的作品进呈御览了。
这出把戏，经过五六年，一直没事。不料元丰二年，李定、舒亶等人媒孽诬害，所用的手段，就完全是从沈括学的。苏辙为兄下狱所上书中提到：“向者曾经臣僚缴进，陛下置而不问。”指的就是他，所以说，乌台诗狱案的始作俑者，实是沈括。
王安石二次罢相，举吴充自代。这时候，沈括官已升至掌理全国财政的三司使，他要走新相国的门路，又看出吴充的作风，事事欲与荆公为异，就秘密条陈常平役法不便诸端，献与吴充，吴便袖在衣筒里，密呈神宗。
事为御史知杂事的蔡确所闻，上疏言：
新法始行，朝廷恐有未便，故诸路各出察访，以视民愿否。是时，沈括实为两浙路察访使。还，盛言新法可行，百姓悦从，朝廷以其言为可信。今王安石出，吴充为相，乃徇时好恶，诋毁良法。其前后之言，自相背戾如此。疏入，神宗甚恶沈括的反复无常，落翰林学士，以本官贬宣州。2
所以，乌台诗狱发生时，沈括已不在京师。
苏轼于元丰二年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任，按例，进谢上表。
……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不料这篇表文，也会惹祸。
二 被台谏围剿
宋朝的谏官制度，与唐代不同。唐代的谏官，隶于门下省，辖属宰相，所以常为宰相执言，谏诤的对象是皇帝。宋初，为防大臣专擅，产生侵主的权臣，所以定制谏官皆由皇帝亲自选擢，不得由宰相荐举，于是台谏的地位，就超然独立，越出执政之外，同时畀以重权，不但有权纠绳大臣，并且可以随时弹劾执政。
朝廷更许谏臣“风闻言事”，说错话可以不负言责，这固然是皇帝欲依谏官为耳目口舌，鼓励言论的方法，但使台谏的权势，变成毫无统驭的野马。苏轼从前上皇帝书中，就曾说过：“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不料今日，竟然身被其祸。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台谏官的人选，就非常重要，必须个个都是公忠体国之士，否则，如轻付小人以凌驾执政的地位和权力，他如滥用权力，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神宗确然是个勇于有为的英王，后世史家批评他尚义而好名，本来这也不是大缺点，问题出在他只知要维护尊重舆论的立场，而不深察言事官党争的私心和奔竞利禄的私欲。他接受了台谏们的“控”状，还以为不过找苏轼来问个明白而已，并不觉得事情有那么严重，后来才觉察到台谏们是有计划的结伙陷害，而苏轼实陷冤诬，再图救赎，但这场出死入生的文字狱，却已如火如荼地烧了起来。
以李定为首的这些台谏官，他们之所以要兴起这场诗狱，目的在打击保守派的潜在势力，摧毁他们重登政坛的机会，借以巩固王安石去位后，力量已显薄弱的新政派的既得政权，是非常明白的事情。
当时的情况是，专政十余年的王安石已经黯然离京，吕惠卿阴谋败露，一时决难再起；帝以吴充为相，不过地位中立；王珪是个乡愿式的老官僚，虽然竭诚拥护新政，依附安石，但其政治上的声望地位，实不足以领导群伦，能力上也不太能够配合急求事功的皇帝。他们虽然接下了荆公所遗的重担，但却显得十分吃力。
另一方面，天下所瞩目的“真相”，却在洛阳，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所仰望的及时雨，是妇孺皆知的司马光。
万一有一天，神宗觉得无人能为国家做事，念头一转，真让司马复出的话，以他那种只一不二的脾气，这批由王安石选拔出来的“新进”，连现有的禄位都不保了，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