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李定初无个人嫌怨，有人以为轼作贺朱寿昌得母诗，有“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句，是暗讽李定，今为报复。其实，以当时朝士作诗称美寿昌者之多，岂仅苏轼一人，即此一言，亦非“必欲置之死地”的深仇，而今李定如此狠毒，无他，以苏轼为党争的箭靶，意在司马光而已。
御史台奉到圣旨后，请求皇上选官参治，诏派“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
这张璪，原名张琥，与苏轼是进士同年。轼任凤翔签判时，张已先在凤翔为法曹，曾为同事，当他离职时，苏轼还作过一篇《稼说》赠行，与共勖勉。
谁知这位同年，素性奸邪，往往以危机陷人。这些年来，在京城十分活跃，初奉王安石，旋附吕惠卿，又与舒亶深交，数兴大狱。轼案发生时，他已位居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甚得右相王珪的倚重。奉派这个差使，正是他表功的机会，遂与李定联手，杂治狱案，必欲置苏轼于死地了。
他因王珪的竭力援引，元丰四五年间，就当上了参知政事、中书侍郎，俨然执政矣，其后跟着朝局转变，党章惇，谄蔡确，无往不利。王文诰说：“数人之性不同，而璪能探情变节，左右从顺，各得其欢心。”以这样一个奇才，掌握典宪大权，苏轼的性命，岂不危乎殆哉!
李定奏请先罢苏轼知湖州的现职，并请差员“追摄”（追捕），神宗批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马追摄。”又责不管别致疏虞状。罢湖州的朝旨，令差去官赍往。
于是，就派了太常博士皇甫僎（遵）驰驿赶往湖州，逮捕苏轼到案。
三 追捕
苏轼到湖州任，是五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即被御史台所派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在任不过两个月又八天。
七月初七那一天，秋阳杲杲，天朗气清，苏轼趁此大太阳，在家曝晒书画，无意间看到亡友文同送他的那幅双钩着色的“偃竹图”，追念昔游，忽尔人天永隔，不禁悲从中来，废卷而失声痛哭。殊不知这两个月间，京中群小已经编织好一重天罗地网，即将迎头罩来，此日之悲，也许就是一种神秘的心灵感应，灾祸的先谶。
御史台将要派人赴湖州逮捕苏轼，在京的王诜最先得到这个消息，立刻派一干仆赴南都通知苏辙，苏辙即派人往湖州告知老兄，让他有个准备。不料皇甫僎带了一个儿子，两个台卒，倍道疾驰，其行如飞，追赶不及。幸而到润州时，他的儿子病了，求医诊治，耽搁了半天，苏辙派的人才能比他先到一步。但只为此，王诜在本案中落了一个“泄漏密命”的罪名，成了仅次于苏轼的第二号人犯，他若不是驸马，恐亦难免牢狱之灾了。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僎带了两个台卒，突然闯进州衙来了。是日，苏轼先已在告（假），通判祖无颇权代州事。皇甫僎径入州厅，穿着靴袍，秉笏立于庭下，两个台卒左右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狞恶。全衙人心惶恐，以为将有不测的大祸，立刻就要爆发。
苏轼是个书生，从未见过这等阵仗，惶恐不敢出见，与祖无颇商量，该怎么办。无颇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
苏轼问：“该当穿什么衣服出见？”自以为既已得罪，不可再穿朝服。无颇说：“现在还未知是什么罪名，当然仍穿官服出见。”
于是，苏轼也穿了靴袍，秉笏与皇甫僎对立庭下，祖无颇及职官都戴小帻，列于苏轼身后。
看到这两个台卒的衣服里面，有物隆起，像是藏有匕首，皇甫僎又装模作样，许久，都不开口说话，人心更加疑惧，逼得苏轼只好开口问道：
“轼自来惹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至此，皇甫僎才说：“不至如此。”
无颇走上一步，揖道：“太博必有被受文字（指逮捕状）？”
皇甫僎问：“你是什么人？”
“无颇是权州。”
皇甫乃命台卒从怀中取出，原来只是“台牒”，交给了祖无颇。
打开台牒来看，不过是寻常的追摄行遣而已，只是皇甫僎故意那样威吓他们。
随即催促苏轼速行，两个台卒走过来，将苏轼扎了绳子，即时出门。5
一说：“吏部差朝士皇甫朝光（疑是僎字）管押，东坡方视事，数吏直入厅事，捽其袂曰：‘御史中丞召。’东坡错愕而起，即步出郡署门，家人号泣出随之，郡人为涕泣。”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