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九月二十一日，测量水高已达两丈八尺九寸，幸而堤工已成，水自东南隅来，都被这道长堤挡住了，害不及城，民心始定。但是大雨还是日夜不停地下，河水之势更强，城墙不浸水者，只剩三版。
苏轼自堤工开始，日夜在城上巡视，随时派遣官吏，分头堵守，夜晚他就宿在城上，并不回家。
这次大水，经历七十余日，至十月初五，水才渐见消退。十三日澶州发生一场大风，吹啸整日，风止，黄河一支流却已复入故道，水患就此得止。苏轼高兴极了，写了《河复》一诗，叙曰：“乃作河复诗，歌之道路，以致民愿，而迎神庥，盖守土者之志也。”
有人建议，可在荆山下筑沟容水，苏轼便与同僚二人前往实地勘察，发觉这个地方全是乱石，无法施工而罢。苏轼认为在城外加造外小城，创建石堤，确有御水之功。议定，就上奏朝廷，请准兴建，并乞于十二月内下旨。
但至明年（元丰元年）正月，尚无消息，苏轼猜想也许因为经费太大之故，所以再紧缩预算，请求改筑“木岸”，同时致函时任国史院编修官的刘攽，托他就近协力通过这项计划，书曰：
某曾擘划作石岸，于十月内申诏使，仍乞于十二月已前画旨。今已涉春，杳未闻耗。又闻有旨下淮南、京东，起夫往澶州，其势必无邻郡人夫可以见及，以此知石岸文字，必不遂矣。今相度作木岸，工费仅减一半，用夫六千七百余人，粮四千三百余石，钱一万四千余贯，虽非经久必安之策，亦足支持岁月。若此策又不行，则吾州之忧，未可量矣。今寄奏检一本，奉呈告贡父力言之，此事决不可缓，若下所属相度，往返取旨，则无及矣。某岂晓土功水利者乎？职事所迫，念此一城生聚，必不忍弃为鱼鳖也。元丰元年（1078）二月初四，皇帝降敕奖谕，敕曰：
敕苏轼：省京东路安抚使司、转运司奏：昨黄河水至徐州城下，汝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为中国患久矣，乃者堤溃东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屡以言，朕甚嘉之。同时诏赐钱二千四百一十万，犒奖夫役四千零二十三人。
又发常平钱六百三十四万，米一千八百余斛，准予募夫三千零二十人，改筑外小城，创建木岸四条，大坑十五处，尽加堵塞。
工程中，发现子城的东门，当水之冲，而府库即在是处，地甚狭窄，不能作城。苏轼就将城门扩大，护以砖石，城门上建一大楼。
徐州府廨内，旧有一座厅堂，俗传是项籍所造，称“霸王厅”，没有人敢去里面坐，据说谁敢冒犯使用，必有祸害，所以久成废置。苏轼恶其淫名非实，下令将这霸王厅一举拆毁，拆下来的材料，用在东门上建造大楼。这件事，不禁使人想起他的祖父率领健仆，拆毁茅将军庙的故事，到底是苏序的孙儿，有他一样豪迈而正直的勇气。
东门上新建大楼，垩以黄土，名之曰“黄楼”，取五行中土能克水之意。
苏轼将这次抢救水灾的经过，记其大略为《奖谕敕记》，连同皇上诏书，刻石志于黄楼，其详细情形，别卷藏于有司，谓之《熙宁防河录》，备为后人参考。
四 秦七黄九
李常齐州任满，徙官淮南西路提点刑狱，趁这机会，于元丰元年三月寒食节，从济南到徐州来访。至则苏轼还在城外督工，公择作三绝句派人招他回家。苏轼急急慌慌赶来，身上还穿着布衫，满身尘土，执手相见，分不出谁是主人，谁是风尘仆仆的远客。
李常是个非常严肃的学者，但却好酒又好伎乐，苏轼要一洗书生酸气，设非常豪华的寒食宴，召伶演剧，亲撰“宴提刑学士致语”来欢迎这位老友。苏轼座上作诗自谓“醉吟不耐攲纱帽，起舞从教落酒船。结习渐消留不住，却须还与散花天”。一日，听说李常在傅国博家大醉，因为傅家声伎出众，公择抵挡不住红袖劝酒的殷勤。苏轼笑他说：“不肯惺惺骑马回，玉山知为玉人颓。紫云有语君知否，莫唤分司御史来。”
李常将去，苏轼送他笋和芍药花，作《送李公择》诗，深感故人虽多，而出处不尽相同，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只有数得出的几个，而又天各一方，“有如长庚月，到晓烂不收”。十日欢聚，每天都聊到深夜，侍仆们瞌睡得倒下来了，他们还在痛饮高谈不倦。
李常去后不久，就有两位与公择有关的杰出后辈，到苏轼门下来投贽请益，一是秦观，一是黄庭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