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诗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宝不过躯，躯化则宝亡矣。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苏轼读陶渊明《归去来辞》，其中有一句“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的话，苏轼只觉得此翁非常好笑，由此联想到俗传书生入官库，见钱不识的笑话，怪其钱不在纸裹中，所以不识；马后宫人见大练，反而以为是异物；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认为其理相同，盖嘲渊明不脱是个文人，未亲庄稼之故。他说：
……使瓶有储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细思之，皆一理也。聊为好事者一笑。后至元祐时期，苏轼在翰林院日，爱写陶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句与人，到这时候他已知道渊明有过农田经验，并非是个瓶中见粟的诗人，所以说：
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读陶诗“秋菊有佳色”篇：“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则记其强烈的感应曰：
靖节以无事自适为得此生，则凡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苏轼读陶，必须到了这个年纪，才能跳出文字欣赏的范围，开始会得陶意，把握到了陶的精神，断言曰：“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
换句话说，渊明只是用诗的形式来表达他的人生观，表达他面对人生的理念，语语平淡，却尽是对人生经过透彻的观照后，出为知“道”之言，不能以寻常诗人之擒章绘句来比。
黄山谷跋渊明诗卷，点出读陶的重要关键：
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如决定无所用智。苏黄这一方面的解悟，是非常重要的。苏黄之后，才打开对陶渊明思想、人格、生活种种方面研究的热潮，其源自此。
陶渊明并不是饶有深度的哲学家，他只是用朴素的文字歌咏人、自然和人生，描画卑微的乡村生活，老老实实写出他自己强硬的性格。他的诗，皆以经验和感情做基础，而非基于思想。因此“他的作品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语，却是平民的言语。所以他尽管作田家语，而处处有高远的意境；尽管作哲理诗，而不失为平民的诗人”11。
读陶者，若不了解他对社会现实的基本态度，若不明了他这一生的经历背景，从情感深处探索他精神生活的源头，便不能完全领略他的诗意；不能了解诗中之意，当然读来“如嚼枯木”了。
所以，人须阅历较深，且能咀嚼精勤，才能领会陶诗非但不“枯”，且不尽平淡。释惠洪《冷斋夜话》引述：“东坡尝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
后来，又有“评陶柳诗”的一条题跋，以食物为喻，以为读陶柳诗，必须辨别中边，始得诗中真味：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精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苏轼于元祐六年（1091），自杭州被召还朝，席不暇暖，即被宰相刘挚支使打手贾易，利用赵君锡，横加诬陷。苏轼看透了现实政治圈子里，除了权势利禄以外，别他无物，只怪自己一向屈于感情的牵缠，不够果断，不能依照自己所想望者率直做去，徒然遭受小人百般虐侮，对国家、对自己，都一无好处。幸从乌烟瘴气的汴京，逃到颍州来了，但这并非了局，块然一身，他将何处归宿呢？
在这个样子的心理压力之下，适又与作诗“颇有渊明风致”12的欧阳斐在一起，时常谈陶，遂使他豁然与渊明神会，觉得在个人出处上，陶的刚健精神，比他果决，深为心服。
渊明也是为了救穷，才求用于彭泽小县的，谁知一坐上官位，便发觉自己的脾气，绝对容忍不了这种痛苦。《归去来辞》前序里，说他弃官的原因道：“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渊明这“违己交病”四字，于此时此际的苏轼读来，必然有一挝一条痕的切肤之痛。
渊明在《饮酒》之十九里，复追述出仕的始末，有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一感觉到做官这事，伤害他的人格尊严与志意时，立刻拂衣而去。这种丝毫不肯牵就现实的果断精神，使强项的苏轼不得不说：“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