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彭城日，与定国为九日黄楼之会。今复以是日相遇于宋，凡十五年，忧乐出处，有不可胜言者。而定国学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颜益壮。顾余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诗。苏轼慨叹人世的荣华，本是南柯一梦，所不幸的是梦已该尽时，却还不能回头。所以诗说：“我观去来今，未始一念留。奔驰竟何得，而起无穷羞。”虽然为王巩抱屈：“王郎误涉世，屡献久不酬。……”但劝他说：人间的得失，实在非常虚浮，世事变乱无常，咸阳道上的英雄，也许是从前在你家养马的厮役，忽然拜将封侯，造起大宅第来了；负贩的买卖人，竟成了社会上第一流的人物；所以我辈中人，就不得不安于寂寞了。苏轼自嘲醉梦未醒，年力已经这样衰疲，却还在玩沐猴而冠的把戏；技穷的优伶，还要被强迫登台。此诗意境非常苍凉，不是对王巩这样的患难之交，苏轼也不敢倾吐这一份身世的沉哀。
四 初和陶诗
苏轼在颍州日，与欧阳叔弼闲谈，说到陶渊明隐居栗里柴桑间时，非常贫困，饭也不一定能够吃得饱。有个在附近做大官的朋友颜延年，常来与他对酌，知道他的家境，特意留钱二万相赠，他却不存一文，全部送去酒店，留待日后慢慢取酒。
又一日，苏轼偶读《唐书》，看到代宗朝的宰相元载，酷好积聚，贪得无厌；至大历十二年获罪赐死时，籍没他的家财，单是所藏胡椒一项，多达八百石之巨。胡椒只是一种用得极少的调味料，何用囤积那么多！人性的愚昧，有时简直不能理解。苏轼感慨之余，作了一首以元载与陶潜比论的长诗：
渊明求县令，本缘食不足。束带向督邮，小屈未为辱。翻然赋归去，岂不念穷独。重以五斗米，折腰营口腹。云何元相国，万钟不满欲。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杀其身，何啻抵鹊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烛。这是苏轼以陶渊明的廉介淡泊，印证人以宝贵的生命殉于物欲的可悲，致其衷诚的感叹。
渊明是个孤独而又贫困的隐士，他的诗作，不但生前无人重视，即使身后，自晋末至南朝，都还未曾受到应有的评价。如钟嵘《诗品》虽称其诗，但却将它列为“中品”。
陶诗受到普遍的重视，须至唐代开始。大诗人李白、杜甫对于陶渊明诗的风格，予以最早的揄扬；白居易特别重视渊明高洁的人品，寄以无限的敬慕；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都曾摹拟过陶诗，但他们只是欣赏他，没有研究他。
到了宋朝，陶渊明研究突然出现了高潮。据文献记载，赵宋一代，编刻陶集达十七种以上，论及陶渊明作品的诗话和笔记，有七十余种之多，此与宋朝文风崇尚平淡，当然有密切的关系；但苏轼以一代文宗的地位，晚年尽和陶诗的努力，对于这个研究风气的开创具有很大的影响。如苏轼《和归去来辞》，传至京师，大家争相和作，人言：“一夕之间，陶渊明满人目前矣。”即是一例。从此，后来文学天地，形成了历久不衰的陶诗研究热潮。
苏轼于诗，自视颇高，向不专主一家，也不特别欢喜哪一个人的诗作。但至步入中年，贬谪黄州后，开始偏爱陶诗起来，如言：“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则是非常恳挚的自白。
当时，一般印行的俗本陶集，妄改错简，甚不可靠，如“东坡题跋”一则云：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见新开韩、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因此他多方访求较好的版本，终于得到了江州东林寺印本，珍惜得不敢把它一口气读完，怕读完了便没得读了。故又一则题跋说：
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余，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然而，在此时期，苏轼虽然甚好陶诗，却仍以欣赏渊明文字的艺术和风格为主，尚未深入陶的思想境界，所以只有感性上的认同，谈不到理性上的肯定。如元丰五年三月与客饮酒，《书渊明饮酒诗后》说：
此渊明《饮酒》诗也。正饮酒中，不知何缘记得此许多事。渊明《饮酒二十首》，是他后期诗作中最伟大的杰作。而苏轼当时的读后感，只有如此；但至作《和陶饮酒》诗时，所持态度，深浅便完全不同了，如后一则题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