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黄牛峡、扇子峡，登虾蟆碚，而至下牢关，夹江千峰万嶂，奇形怪状，不一而足，欧阳修《下牢津诗》所谓“入峡山渐曲，转滩山更多”者是也。再过三十里，则已见江南的一片平原，舟甫出峡，人人额手相庆，如得更生。
至夷陵，这是欧阳修曾被谪居的小邑。他们专诚往访了欧阳修所筑的至喜堂。过荆门十二碚，皆高崖绝壁，巉岩突兀，以险固得名。十二月八日才到江陵驿。
三苏父子自眉州舟行，至荆州出陆，水路一千六百八十余里，舟行六十日，过郡十一，县三十有六。
这六十日中，舟中无事，父子三人共做了一百篇诗赋，合为《南行（前）集》，苏轼作集叙（因避父祖名讳，所以他们父子写序，都作叙或引），首述作文的态度曰：“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这是苏轼文论中一个非常基本的观念。
《南行集》没有传本，今从三苏集中寻绎出来，得苏轼之作四十二篇，苏辙二十三篇，附老苏所作及各赋共七十二篇，散佚者已逾三分之一。
苏氏一家在船舱里闷了两个月，亲历三峡之险，实已精疲力尽。到得荆州，已是十二月中旬，腊鼓频催，凋年急景，行路也不方便，所以就在荆州住下来，过了年再走。
苏轼因当地的风土见闻，作《荆州十首》，其第一首曰：
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江侵平野断，风卷白沙旋。欲问兴亡意，重城自古坚。这是苏轼的少作，饶有杜甫《秦州杂诗》的风貌。
嘉祐五年（1060）正月初五，他们从荆州启程，陆行赴京。经浰阳，渡汉水而至襄阳，苏轼作古乐府《野鹰来》《上堵吟》《襄阳乐》三首，又去南阳城南二十里登访了诸葛亮的隆中草庐，拜观了武侯的遗像。
过唐州（今河南唐河县，宋属京西南路），太守赵尚宽正在发动戍卒、招揽流民，共同从事修复三陂、疏浚召渠的水利工程。这项工程做好了，足以灌溉民田数万亩，而且使濒临饥饿边缘的流民和淮湖一带失业的老百姓来做工，可以用自己的血汗和力气，分到陂渠附近的荒地，耕种落籍。
在那个“民以食为天”的社会里，农田水利工程的重要，固不必说，而化荒地为良田，收游民为自耕农，此于安定社会方面的贡献，又岂仅增产而已。苏轼对赵太守这项工作，敬佩万分，他虽是一个过路的旅客，不能亲执壶浆箪食，帮助赵太守迎劝四方的来者，独为《新渠诗》五章，代赵太守告于道路，即如现在布告。其中一章说：
侯谓新民，尔既来止。其归尔邑，告尔邻里。良田千万，尔择尔取。尔耕尔食，遂为尔有。继续行程，二月至许州，始识范文正公（仲淹）次子纯仁，时任许州签判，范苏订交自此。时正春光明媚，苏轼往游许州西湖，但见游人如鲫，提壶携酒，非常热闹，而苏轼却想着欢游背后有人寒饿，诗言：“……池台信宏丽，贵与民同赏。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颍川七不登（七年年成不好），野气长苍莽。谁知万里客，湖上独长想。”
过汝州，游颍考叔庙。至尉氏，大雪纷飞，酷寒入骨，苏轼独留驿所，取酒解寒。忽然，有一来自北方的旅人狼狈进来，头戴的竹笠上已经积雪盈寸，下马登堂，面色苍黑，冻得全身僵硬。苏轼现成有酒，就邀他过来同饮。主人持杯未举，那来客却已顾不得客气，斟满大杯，一倾而尽。其时，外面风狂雪暴，“千门昼闭行路绝”，如临世界末日，而驿所里这两个同是风雪中的旅人，则酒暖颜酡，相与笑语不绝，一直喝到天黑。次日天明客去，苏轼还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但见他横策上马而已。
大苏自荆州陆行京师，途中作诗三十八首，小苏《栾城集》中仅存七篇，两人共四十五首，后人编为《南行后集》。
十 老苏的一官难求
嘉祐五年（1060）二月十五日，苏氏一行到达汴京，于西冈租了一栋宅子居住。宋代入仕的途径很多，单是从贡举出来的选人已经不少，官员缺额有限，皇祐年间，就已三人而待一缺，因此，殿试中式的进士，只是得到任官的资格，要做官，尚须通过吏部的典选和注拟。
轼、辙赶往京都，就是为去参加吏部的“流内铨”25。吏部择人之法，举办身、言、书、判四项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