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两制书》说，轼本是草茅下士，现在列名为州县小吏，而诸公则是可与人主揖让周旋的人，贵贱的分际非常辽远。然而轼所学者圣贤之道，所习者圣贤之言，所守者圣贤之分，故敢踽踽而来，仰不知明公之尊，俯不知其身之贱，不由绍介，不待辞让，而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者，以为贵贱之分，非所以施于此也。
他检送富弼的是策论五十篇中的二十五篇，“贫不能尽写而致其半，请观其大略”。上曾公亮者，献其文凡十篇，“惟所裁择”。苏轼志气如虹，昂首于权势之外的风度，在这些地方，非常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兄弟俩当时的生活，实在非常清苦。若干年后，苏轼和他的朋友刘攽（贡父）谈起读书怀远驿时，每日三餐，饭桌上只有白饭、白萝卜和盐三样食物，戏称之为“三白饭”。刘攽是个惯开玩笑的人，过了一段日子后，他忽折柬邀苏，去他家吃“皛饭”。苏轼已经忘记前事，认为贡父读书多，所谓皛饭定然别有典故，到时兴冲冲赶去赴约，待见到他家餐桌上只有白饭、白萝卜和一碟子食盐时，才悟到已为贡父所戏，但仍欣然就食，吃得津津有味。28
时光过得很快，在怀远驿倏忽已逾半年，七八月间的天气，白昼还是秋暑难挡，兄弟俩挥汗如雨，但是有个晚上，忽然刮起西风来，风声非常凄厉，一阵阵落叶，穿窗入室，寒气袭人，间又下起潇潇冷雨，更是一番凛然秋意。
苏辙年轻时，有肺病，身体很单薄，起来要去找件夹衣穿，苏轼正在读韦苏州（应物）集，刚读到《与元常全真二生》诗，“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两句，不禁触景生情，意识到兄弟俩现在拼命准备考试，一旦做了官，各自宦游四方，从此就要分离。眉山老家中，两人无忧无虑，闲居读书的那份悠然生活，就再也不容易有了。
兄弟俩就此讨论起前途来。清贫人家的读书子弟，怎么推得开求仕谋生这条唯一的出路，只能希望及早从仕路上退出来，同回故乡，才能对床而卧，共度风雨之夜，寻回他们的旧梦。
兄弟俩就在怀远驿做了“风雨对床”的约定，此后四十年间，两人都念念不忘这个旧约，然而由于可悲的人生羁绊，终身不能实现。
嘉祐六年（1061）七月，诏以起居舍人知谏院司马光、同知谏院杨畋、知制诰沈遘（文通）为秘阁考官。
凡举制策者，于前纳文卷经两制看详，列等次优以上，才得参加秘阁考试六篇论文。这次的考题是：一、王者不治夷狄论；二、刘恺、丁鸿孰贤论；三、礼义信足以成德论；四、形势不如德论；五、礼以养人为本论；六、既醉备五福论。
秘阁试六论规制非常严格，甚难通过，当时的士人目为“过阁”，意指难如过关。六论每篇不得少于五百字，须一天一夜内写成。风檐寸晷，时间紧迫，一般考生但求充分发挥意见，无法考究文辞工拙，所以向来皆不起草，文章都不能工。苏轼为文，意思充沛，下笔如流泉汩汩涌出，不能自已，因此，他独可从容起稿，及时完篇，而文义粲然。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是很难得见的天才。
秘阁六论及格后的八月二十五日，仁宗皇帝御崇政殿，亲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问。策题长达五百余字，规定对策字数应在三千字以上，当日内完成。苏轼举条而对，文长五千五百余字，本于深厚学养，济之以一腔忠诚，痛快淋漓地极论国是，写得甚是得意。所以登科后，他慷慨自言道：“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
这次制科，四人中录取三人：著作佐郎王介、福昌县主簿苏轼、渑池县主簿苏辙。
制策取士，特别郑重，考官定等之后，言官（包括御史和谏官）例得复核。
评核的结果，苏轼得第三等，王介得第四等。科制分五等，宋朝自有制策之试以后，第一第二两等，皆是虚设，从来无人得过，普通都以第四等中选。苏轼以前，只有吴正肃公（育）一人，曾入三等，苏轼是自有制科以来获此最高评等的第二人。
苏辙对策，极言尽谏，语甚切直，司马光非常推许，定为三等，但却发生了争议。覆考官胡宿以为此卷出言不逊，坚持不可。司马光与范镇商量，范镇主张降等录取，另一覆考官蔡襄说：“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只是推卸，而胡宿力主黜落。事情不得解决，闹到皇帝那里，帝诏：“差官复位。”复位的结果，也主张黜落苏辙。是科，弥封卷号，苏轼为“臣”字，苏辙为“?”字。司马光奏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