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苏求官，千回百转，始终没能得到一个合意的职位。至嘉祐六年，儿子们忙着准备制科试，老苏百无聊赖，他又再函韩（琦）丞相，一则声明上年朝廷除试校书郎，辞不愿赴的原因，继言：“相公若别除一官而幸与之，愿得尽力，就使无补，亦必不至于恣睢漫漶以伤害王民也。……今洵幸为诸公所知，似不甚浅，而相公尤为有意。至于一官，则反复迟疑不决者累岁。嗟夫，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语意颇有不平。韩琦先曾对老苏说过，“关于你的出处问题，几次想与欧阳修商量。但是见了面，总是忘记，实在很是奇怪”。老苏就抓住这一点，作此函的结尾说：“洵诚惧其或有意欲收之而复忘之，故忍耻而一言。”则仍不免有腼貌求人的畏葸。
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洵得除霸州文安县主簿，命同编纂礼书。这很可能是韩琦与欧阳修商量后协力的结果。
一个月后，欧阳修出任参知政事（副相），兼任提举太常修礼的工作。宋之典礼，初时沿用唐之开元礼，宋太祖开宝年间，曾补遗逸，通以今事，成《开宝通礼》二百卷。现在，欧阳以为太常修订新书，遗略甚多，目前所存简牍，日久残脱，将不能应用，奏请续编建隆以来的遗礼。诏许，即以苏洵与项城令姚辟两人，专领其事。
苏洵的政治理想，见于其所撰《六经论》者，以为人类有惜生、好逸、安常、知耻等各种性情，以儒学之礼、乐、诗、易为用，因其性情而为社会行为之控制，求其演化而进步。
生民之初，自然纵逸，无所谓贵贱尊卑、长幼老少，人民好逸恶劳，如水趋下，久之，不免自相残杀。圣人乃利用惜生之情，设礼制以矫制自然之纵逸，利用人类安常知耻的天性，用礼来服人心。而统治者亦必须立德以取信，使礼成为控制人类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工具；利用易的宗教性质，倡导尊君崇圣,以巩固政治力量；用乐的正声，化育人民，使有奉事君父之心；用诗来畅发人之天赋情欲；以诗的教化来阻遏人欲横流。所以，治礼书这个工作，适合苏洵政治理想之一部分，他就欣然接受了。
苏洵认为编修礼书，是属于史家的工作，礼书乃史录，所以他主张：“遇事而记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善恶自著。”（《嘉祐集·议修礼书状》）
但有一部分朝士，不以为然，他们说：“祖宗所行，不能无过。若不经之事，欲尽芟去，无使存录。”目的是在掩恶讳过，以全臣子之义。苏洵不从，径行其是。
其时，洵年已五十三岁，阅五年而谢世，官止于是。
十一 制策之试
宋沿隋唐的贡举制度，设进士科以得常才，又设制科以待非常的人杰。士人出身进士，固已受人敬重，而制科得隽者，则更被人矜贵，莫不以国之大器待之。
制科又名制举，唯待天子特诏才举行的特试，须由大臣奏荐，受天子亲自策问与拔擢，其隆重可见。仁宗一朝，有贤良方正极言尽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帏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等，习称“六科取士”。
制科之试，始于汉文帝之诏举贤良。宋因前代成规，而制度更加严密，每届对策者最多不过五人，取精用宏，目的即在拔擢非常的人才，而出身制科者，自有上承天子特达之知的荣宠，比常科进士更加一等。
嘉祐五年（1060）八月，仁宗皇帝诏求直言，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苏轼于朝，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杨畋（乐道）对苏辙说：“闻子求举直言，若必无人，畋愿备数。”荐举了苏辙。
苏轼说制科特考之难，有曰：“特于万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又有不可测知之论，以观其默识之能，无所不问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实。……犹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谏官得以考其素，盖其取人也如此之密。”为应付这项漫无范围、无所不问的考试，他们必须有个清静的地方读书准备，因此于翌年（六年）正月，便从西冈移往京师丽景门外，汴河南岸之怀远驿居住。
应考制科，须历三个规定的程序：一是缴进辞业，二是秘阁六论，三是殿试策问。
应试人于大臣论荐奏可后，先自选录所写的策论五十首，分为十卷，检同荐状诣阁门或附递投进，送两省侍从“看详”。经评定等次，选取文理优长者，择日参加阁试。苏轼因此有上两制（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丞相富弼、曾公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