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门六君子中，苏轼独于黄庭坚较敬重。一是山谷在诸生中，年纪最长，元祐元年，他已四十二岁，只比苏轼小九岁。两人相见时，黄已颇有声望，所以他们的关系始终是在亦师亦友之间。二是山谷少年早慧，很有一点恃才傲物的脾气，苏黄二人，格调不同，因为太熟的关系，有时也不免互为讥诮。如苏轼论山谷诗文说：
鲁直诗文如蝤蛴、江珧拄，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庭坚虽因后辈，不便指名直说，但言：
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意亦暗指轼诗。13
秦观每以庭坚对苏轼的态度不够敬重，心怀不平。山谷《避暑李氏园》诗：“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谪仙苏二来。”少游便向老师抱怨：“以先生为苏二，大似相薄。”14但是苏轼并不在乎。
至苏轼下世，庭坚独尊诗坛，时人以“苏黄”并称，山谷连称“不敢”，他终生以师礼事苏轼，这种风范，尤其可贵。
苏轼在及门诸生中，对秦观的期望最深，因此，求全责备，态度也较严格。元祐初，少游晋京谒苏，一见面，苏轼便说：“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
“某虽无学，亦不至于如此。”少游诚惶诚恐，不知此言何来。柳永是被他们共认为格调卑下的词家，苏轼一向瞧他不起，便说：“销魂当此际，还不像柳七的口吻吗？”
苏轼又问别作何词，少游举了一阕新作，中有“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雕毂鞍骤”这样两句。苏轼说：“用了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摇首不以为然——苏轼指导后辈，精密如此。
苏轼当时，名满天下，不但一般士人望之如北斗，谁不希望一登龙门，而身价十倍。欧阳文忠开创出宋代文学的革新运动，得苏轼接替继续领导当代文运，发扬光大。虽已奠定非常深厚的基础，然而时光飞逝，苏轼现在也已进入中年，行将老矣，他必须要将欧阳交付给他的这根棒子，寻到一个有资格接棒的人。今如欲为交付，不能不把这份深重的责任，期望于这几个门人身上。一次，他公开这份心事于其门人曰（据李廌《师友谈记》）：“国家的文运，必须要有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此道统才不至于坠失。方今太平盛世，文士辈出，必定要使这一代的文运有个宗主。从前，欧阳文忠公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我，我不敢不努力以赴；但将来这文章盟主的责任，都该由诸君负责接手，正如文忠与我之间的传承一样。”
苏轼在知杭州时，作《太息一首送秦少章》，表示他所属意的，是“秦得吾工，张得吾易”的秦张二生，言曰：
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绝尘者也。非独吾云耳，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但在以后岁月里，他却并未放弃继续发掘人才的努力，直到身被窜逐蛮荒，他才断了念头，与李廌（方叔）书曰：
顷年于稠人中，骤得张（耒）、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及方叔、履常，意谓天不爱宝，其获益未艾也。比来经涉世故，间关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决不徒出，不有立于先，必有觉于后也。15但至绍述祸作，苏轼及其门下，身且不保，遑论其他。
秦观与他同遭贬谪，死于道途，先老师而亡；苏轼逝世这一年，陈师道也死了；三年后，黄庭坚卒于宜州贬所。苏轼寄望接棒的另一人——张耒，虽然年寿最长，后苏轼十三年谢世，但他就因在荐福寺祭奠师丧，成了罪状，被谪房州别驾，步武老师被政府“安置黄州”；文潜好酒，晚年因酒精中毒，患麻痹以致语言都有障碍，即山谷诗所谓“张子耽酒语蹇吃”，更自潦倒不堪。
出身苏门的人，幸得不死，也必颠沛流离，救死不遑，还有什么机会讲学，还有什么地位领导文运？文化帝国的太平盛世已经过去了，大局扰攘，根本没有文坛存在，又遑论宗主。
——这是苏轼不复自见的一重悲哀。
三 王巩
乌台诗狱案内，因收受有讥讽文字，不申缴而牵连受罚的二十九人中，太原王巩（定国）是第一名，处分居然重过主犯，谪官监宾州酒盐税。宾州（今广西宾阳）为广南滨海烟瘴之地，比黄州、筠州都更远、更荒僻。苏轼获罪之初，不暇自哀，耿耿于怀者，是那些被连累的朋友，尤其对远谪的王巩更加担心。怕他会心怀怨恨，又不敢写信去问询，成为心理上一个极其难堪的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