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参详官黄庭坚手写的书帖，这场贡举，应试的考生总数是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初二上奏礼部中式的进士只有五百人，约为每九个半考生中取一人，录取额为十分之一强。但至皇帝御集英殿策试，赐进士诸科及第出身者，竟达一千一百二十二人之多，超出正式考中名额一倍以上。
他们在试院中工作，历时四十四天。这次考题，按照元祐新制，诗赋、经义并试。苏轼所出的题目中，有一条是：“出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注云：任，佞也。）难的意思，是拒之使不得进，读去声。“难任人”与“忠信昭”为对，苏轼习大科时，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论》，他这题目是从那里联想出来的。而荆公父子所作新经，恰与原注的意思相同。当时的举子揣摹本届的主考是反对新经有名的，所以把题意解释为“难于任人，则得贤者，可服四夷”。苏轼看到这样的文章，大为生气，骂现在的举子竟然不认识字，以难（去声）为难（平声），全予黜落，只有作难（去声）解者，才得入选。其实，苏轼从来没有读过王氏新经，而举子亦未尝读注。总之，当时的士风已很窳败，举子揣摹考官的好恶，是科场中普遍的现象。45
宋代试官，大抵派由两制三馆的人担任，他们对文章的好尚以及他们自己的文章，都是考生们诵读和揣摹的材料，希望由此获得青睐。这种揣摹办法，也确然很能得手。这次考题中有一条“光武何如高帝论”，参详官张耒送一卷子来给苏轼看，说道：“此文甚佳，盖以先生《醉白堂记》为法。”苏轼看了一遍，喜曰：“诚哉是言。”擢置魁等，拆弥封后，知是刘焘（无言）所作，这就是当时得售的登龙之术。46
这次应考举人中，苏轼有一相从多年的后辈，平常非常欣赏他的文章，也明了他屡试不第、家境贫寒的实况，所以很希望在这次科考里他能考中。同时的考官中，大都因苏轼的关系，认识此人，也都有心想把他的卷子找出来，荐与主考官。无奈宋代科场，沿用唐朝发明的弥封糊名办法，考官所看得到的卷子，都是胥吏誊录的抄本，卷上无姓名，也没有墨本的笔迹可辨认，所以只能从文章气体上去暗中摸索。要从四千七百多本卷子中找出这一本，确然非常渺茫。
苏轼详看考官所荐前二十名卷子中，有一卷文字，笔墨澜翻，非常杰出，对同官说：“此必李方叔。”但是他看错了，拆封后才知是葛敏修，黄庭坚来说：“可贺内翰得人。这葛敏修是某做宰太和县时相从的一个学子。”47
苏轼另又寻得一份卷子，玩味很久，认为一定是了，大喜之下，手批数十字，还和黄庭坚说：“必是吾友李廌之作。”拔置魁等。但到拆出号来，却是章惇的公子章持（致平）。而在这一科中，李廌竟然名落孙山。48
苏轼在考官不荐的遗卷中，搜到章贡、孙勰两本卷子，认为文章都好，将孙勰擢置第五。榜发之后，外间舆论大哗，因为孙勰是苏轼朋友孙立节（介夫）的儿子，早在做杭州签判时，他曾从学于苏门，且与苏迈同学。因此众口籍籍，猜疑此中必有弊病。幸而后来孙勰参加殿试，仍中第五名，这才使大众信服文章自有定价，也就没有话说了。49
这场贡举中，章惇的两位公子——章援、章持都中了高榜，不料后来却有人造作谣言，诽谤苏轼。50此外，孙勰、李常宁、刘焘、葛敏修、周濂溪的儿子周焘（次元）皆登第。唯有兴高采烈，自以为这场必中，吾文决不在三名以下的李廌，铩羽而归。
现在且说苏轼与李廌的关系。
廌父李惇，字宪仲，是苏轼的进士同年，然而他们并不相识。李廌六岁而孤，他父亲是不幸早死了的。苏轼在黄州时，李廌以是因缘，亲到黄州谒苏，贽文求知。苏轼很欣赏他的文字，赞誉为“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拍拍他的肩膀道：“你的才气，是万人敌也，但望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矣。”廌本名豸，苏轼说：“五经中无此字，宜易名为廌。”从此方叔就用此名。秦少游也有轻嘴薄舌的毛病，曾经嘲笑他道：“昔为有脚之狐（豸），今作无头之箭（廌）。”方叔仓卒之间，无以为答，因此非常恨他。51
苏轼自黄州至南都时，李廌还从阳翟来看他，苏轼赠他丝绢，作《李宪仲哀词》，帮助他埋葬先人棺柩。
李廌这次科场失败，苏轼心里很难过，但说：“廌年二十五，其文晔然，气节不凡，此岂终穷者哉！”52此亦不过强自解嘲而已，怏怏出院后，马上寄首长诗去安慰方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