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此札，虽然无用，但是伤了台谏的权威，且使司马门人更加把他当做“叛徒”看待了。
九 试院抡才
元祐三年（1088）开科省试，苏轼奉诏与吏部侍郎孙觉（莘老）、中书舍人孔文仲（经父）同权知礼部贡举。正月二十一日领事，荐举郑君乘（元舆）、黄庭坚（鲁直）、梅灏（子明）、上官均（彦衡）等为参详官，以单锡、刘安世、李昭玘、廖正一、秦观、晁补之、舒焕、孙敏行、蔡肇、邹浩、张耒、李公麟等为点检试卷官。
这年大雪，使京畿方数千里地的交通阻塞，四方应试举人能够如期抵京报到者，不及三分之二。苏轼上札请求将考期展延半月，免得孤寒举人，赶路不及，转见失所；又为顾全定例三月内必须发榜，请求照南省条式，御试不分初覆考，聚众考官于一处共定等第，同时增加考官和执事人数，以便赶于限内完成试务，如期发榜。42
二月初三日开试，苏轼率领同官于锁太学前入闱，是年应试举人实到者四千七百三十二人。43
其时，大雪纷飞，朔风凛烈，考场里苦于酷寒，士坐庭中，竟至噤不能言。苏轼酌令宽放若干不必要的禁约，使应考举子得以从容写作。
宋代防范考试作弊的方法，大体沿用唐制。唐是“棘围截遮”，宋则“锁院”，考官考生进场之后，用一把锁把考场锁起来，关防十分严密。二是禁止挟带，为防范举子夹带，所以要实施解衣搜身，这办法，宋太宗时认为有辱士体，曾经一度废止，但是后来流弊太大，又不得不恢复了，不但禁止携带任何书物入场，甚至连包裹笔砚用的纸张，也一律限用青纸，以防用色纸来做“小抄”。三则考卷上密封姓名，是即所谓糊名弥封制，用以防止考官作弊，真宗时始用于礼部策士。另外还有“誊录”一项，即考官所阅的卷子，只是誊本，使他不能从辨认考生的笔迹发生作弊。凡考生与考官涉有亲嫌的，例须“移试别头”，以资回避。这一类科场防弊的办法，目的固然在于求取考试的公平，但是读书人的人格尊严，却已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尤其是解衣搜身这一项，直接触犯举子身体，最为令人难堪；而且为了郑重其事，搜身的巡铺官都派宫里的内臣充任，骄横凶暴，对待读书举子如小偷，如囚徒。
这次考场里，因此甚不太平。
考试第一天，巡铺内臣郑永崇、石君召就抓来两个口传作弊的举人。经执事人将他们所写试卷逐一点对，只有十九个字相同。苏轼说，只有考经学的，不许传义口授；考进士的，须是怀挟代笔，方令扶出。
“扶出”，就是命令退出考场，实是撵出，那时代在用语上，也还相当尊重士子的体面，即使对作弊的考生亦不例外。
苏轼认为这显然是巡铺官举察不当，决定不予受理，而巡铺官却坚持要放免这两个举子。苏轼札奏朝廷：“若令巡铺官内臣挟情罗织，即举人无由存济。”请求撤换巡铺官。
这班巡铺内官，认为太没面子，后来抓到夹带举子三人，依法“扶出”时，他们命令兵士大声呼喝；至十一日又抓到蒋姓举子时，巡铺内臣陈慥索性指挥三五十个兵丁齐声大叫，使得全院考生考官，莫不惊惶失措。
苏轼领衔奏说：“朝廷取士之法，动以礼义举人，怀挟自有条法，而内臣陈慥乃敢号令众卒，齐声唱叫，务欲摧辱举人，以立威势，伤动士心，损坏国体。本院无由指约。乞赐行遣。”44有旨：送内侍省挞逐之。
宋朝科场的积弊，本来很深，夹带枪手，非常普遍。夹带的资料，初时还是考生自己用蝇头小楷写成小册，私带进场。后来书店为了牟利，索性印成小书，称为“夹袋册”，高价卖与考生。因此，考完一场，场中“遗编蠹简”，竟至成堆。政府虽曾禁止出版，但无实效，才用解衣搜身的办法来防止夹带，由朝廷特派内臣来担任这监查的任务，因此发生以上种种纠纷。
另一烦恼是要求“特奏名”的特权分子多得不可胜计，考官一入贡院，四方免解举人前来投状，称今年是“龙飞榜”，要求法外推恩者无计其数；再加经朝省下状，说是已经奉旨核准的“特奏名”者已有四百五十人之多；最后又接尚书的札子，要增添恩额数百人。苏轼和孙、孔等都认为“天下之患，无过官冗”，历来朝廷所放恩榜，已经几千了，何尝见过奋励有闻之人。“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用之财，禄无用之人。”实在是个极大的弊害。他们责在主试，只能依照近日圣旨遵办，但望殿试考官精加考较，量取一二十人已足，免使官冗积弊，有增无已。偃武修文，是宋太祖所定的国策，太宗御试贡士，采拔很宽，至仁宗朝殿试竟已例不黜落。他们寄望在殿试中将这些恃特权免试的人大量裁黜，谁人肯做这种得罪巨室的事，当然是要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