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觉方正有学识,可充谏议大夫;范纯仁刚劲有风力,可充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备御史中丞;刘挚资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苏轼、王岩叟并有才气,可充谏官或言事御史。……太后深知人才是政治的根本,同时为尊重司马光起见,特将上述札子密封,专差送往洛阳,要司马光详再审核,将所陈更张利害,直书以闻。
司马光复奏,特别保荐者六人: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唐淑问、范祖禹,认为可处台谏,或侍讲读,必有裨益。其中刘挚、范纯仁二人,与吕公著推荐者同。
另外则作一般的推荐,其人选为吕大防、王存、李常、孙觉、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赵君锡、王岩叟、晏知止、范纯礼、苏轼、苏辙、朱光庭等,请求太后记其名姓,各随器能,随时任使。
最后他说: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都是国家的元老,应该命令他们各举所知,以便参考异同,无所遗逸。
从这两份奏状所列的名单来看,绝大部分是仁宗、英宗两朝的老臣,为反对新政致被排斥或消极退让,于熙丰年间陆续退出中枢政治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有极好的家世背景,而个人立身处世,品德谨严,学问渊博,都是以尊重传统为重要立场,视疏减民生疾苦为自己本分的君子。所以历史家笼统地称誉他们为“元祐贤者”,称元祐为“贤人政治”。
不过这班元祐朝士,不是没有缺点,缺点在于过分持重,守成有余,进取不足,诚如当时论者所说:“元祐执政,类丰于忠信而廉于才智。”不足以符时代的要求。因为宋室到了元祐朝时,经历多年边患,被契丹和西夏交相剥削和侵略,大宋帝国实在已经只剩了一个掏空的壳子,军备不足,国库空虚,民生穷困,士气低落,早已失去了从前那样的国力,所以消极的保守,既不足以振奋宋室的贫弱,也不足以匡救天下的凋敝。
司马光受命知陈州,过阙入见,当即被太皇太后留为门下侍郎。
司马光名满天下,他来京师,轰动社会,老百姓跟着他的行踪,叠足聚观,壅塞道路,竟使马不能行。在他们质朴的心地里,认为司马光应该是真正的宰相。
司马依礼往谒现任宰相时,老百姓爬上相邸对面人家的屋顶,骑在屋脊上,爬到树上看他,相府的卫士们阻挡不了,老百姓说:“我们并不要看你家相公,我们只要瞻仰司马相公的风采。”那些附近人家的屋瓦都被践碎,树枝都被踏断。1
苏轼于十月下旬自登州还京,途中也遇着上千老百姓,拦住他的马头,向他呼吁:“请您转告司马相公,不要离开朝廷,好自珍重,才可以活我百姓。”老百姓都相信苏轼会替他们讲话。2苏轼旧有《咏独乐园》诗:“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确是实言。
司马光一入中枢,便被朝廷倚为柱石,太皇太后对他言听计从,一切大政赖他擘划。眼前即将更新的政治,将为怎样一个局面?全国都在注视着司马相公的举止,仰望他的创造。
政治革新,自以人事调整为先。以后数月间,朝廷便陆续起复旧臣,如八月以苏辙为校书郎,九月以秘书少监刘挚为侍御史,十月二十日告下,以朝奉郎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等。这使得苏轼到登州任只有五天,就又匆匆进京,投身到这个热烘烘的政治洪炉中来了。
十月,以中旨诏范纯仁为谏议大夫,唐淑问、苏辙为司谏,朱光庭、范祖禹为正言。“除目”(授官文书)已经由宫里发出来了,太皇太后问宰执道:“这五个人怎么样?”大家都说:“甚洽众望。”
当时,继续留任中枢的新政派章惇,认为这个样子的除官方法,违背祖制,破坏相权,挺身反诘道:
“故事:谏官皆由侍从推荐,然后由宰执禀奏。现在除目既然用中旨发出,不知陛下从何得知此五人可用。莫非左右所荐?此门不可开。”
“实皆大臣所言,无关左右内侍。”太皇太后说。
“如主意出于大臣,应该公开奏举,为何密荐?”章惇反问。
至此,吕公著因为范祖禹是他的女婿,司马光、韩缜因与范纯仁各有亲戚关系,立刻起来自动声明。
章惇说:“台谏之设,是朝廷用来纠绳执政之不法的,所以按照制度,执政初除时,凡是他的亲戚或他从前所保举过而现任台谏者,都该转徙其他官职。现在,天子冲幼,太皇太后同听万几,一切都该按照制度行事,不可违背祖宗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