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廌（方叔）闻知苏轼已抵南都，即自颍州阳翟遄程前来谒见。
方叔的父亲李惇（宪仲），是苏轼的同年，虽然生前并不相熟，但知道这人“贤而有文”，不幸早逝，身后萧条，家境非常贫困。李廌向苏轼讲述这些年来的景况，说起：“我祖母边氏、前母张氏、生母马氏和先君的柩木，都还未葬。恁便怎么穷困，我也不敢沮丧，然而四丧未举，真是死不瞑目。”说到伤心处，流下泪来。
苏轼听了，心里很难过。恰巧，他有个从前在徐州交好的朋友梁先（吉老）听说他快要回常州去了，送了十匹绢，一百两丝的“程仪”来，苏轼推辞不得，就收下来全部转送了李廌，又作了一篇《李宪仲哀词（并叙）》，结尾几句是：“有生寓大块，死者谁不窾。嗟君独久客，不识黄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汤旱。谁能脱左骖，大事不可缓。”希望认识李宪仲父子的人，都能慷慨解囊，帮助他完成这件葬亲的大事。
张方平老病学佛，苏轼来，授以《楞伽经》，交他三十万钱托代翻印布施于江淮间，以弘佛法。
苏轼后来听从了元的意见，“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所以不惜工力，亲自抄写经文，叫人到杭州去寻了刻工来，雕刻书版，藏于金山寺中——但是书版亦有兵燹水火之灾，世间真无常住的东西。
苏轼在南都，住了不到一个月，即元丰八年二月，朝廷告下，准了他的申请：
“仍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常州居住。”
得此，即免道路奔波，再去汝州，犹是小事，而常州住家，原是多年来的愿望，一旦竟然实现，真使苏轼欣喜欲狂。离开黄州时，曾作《满庭芳》一阕为别，现在则“蒙恩放归阳羡，复作一篇”：
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无何。何处有，银潢尽处，天女停梭。问人间何事，久戏风波。顾谓同来稚子，应烂汝，腰下长柯。青衫破，群仙笑我，千缕挂烟蓑。苏轼身经大难，不能不相信命运，现在只希望这一场生命里的逆流，都已过去，祈祷上苍，从此船头转向，长风万里，莫要再起风波，让他得在常州这样美好的地方，平平安安度他的劫后余生。
从此，苏轼心里充满了宁静和幸福的喜悦，有《春日》一诗，极可体味他此时闲适的心情：
鸠鸣乳燕寂无声，日射西窗泼眼明。午醉醒来无一事，只将春睡赏春晴。苏轼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唯一遗憾的是“君恩未报”，万万料不到这回“放归阳羡”，已是神宗皇帝对他最后一次的恩泽，一个月后的三月初五戊戌，这位三十八岁，英年有为的皇帝，忽然龙驭上宾，驾崩福宁殿了。
南都密迩京师，三月初六日，苏轼已闻遗诏，立即举哀挂服。回念神宗对他的知遇，对他所作种种回护的努力，心里非常痛苦，写信给同难的王巩说：
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与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词，少陈万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无状罪废，众欲置之死，而先帝独哀之。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壑者，归耕没齿而已矣。说是不敢写的《神宗皇帝挽词》，结果还是写了三首，如言：“……病马空嘶枥，枯葵已泫霜。余生卧江海，归梦泣嵩邙。”把自己身世的悲哀，归结在一片忠君爱国的情怀中，说得何等沉痛，同时并为张方平作《神宗功德疏》。
四月初，苏轼辞别乐全老人，离开南都，过楚州，再至扬州。五月初一日，往游扬州竹西寺，这是杜牧诗所谓“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的名刹。时值仲夏，天气已热，苏轼跑得累了，就在寺中休息乘凉，作了一首好诗：
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打盹醒来，身心舒泰，迤逦归去，看见有父老百姓十余人，聚在路边说笑。只见其中一人，两手加额，一脸虔诚地说道：“见说好个少年官家。”
其时上距神宗之崩，已经两个月，哲宗已经嗣立，苏轼听到老百姓那么至诚地讴歌“吾君之子”，心里非常高兴。再加自己获准常州居住，买就了宜兴的田产，虽然不能富裕，以后日子，至少可以免于流浪，免于饥寒，何况这一年淮浙间的年成，又很丰熟。这几件事，归在一起，使他压抑不住心里满溢出来的欢喜，于是续吟一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