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存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安石原来有皇帝诏赐的一座宅邸，在金陵白下门外七里，距钟山宝公塔亦七里，故名“半山”的地方。虽是退休宰相的宅邸，周围却不筑设围墙。门下劝他，居室如此暴露，未免太不安全，他但笑而不答。每日骑匹野驴，带一两个随僮，漫游金陵各处山水名胜，南朝遗留下来的许多佛寺，逐一都有题咏，几年下来，倒已积存了很多诗稿。
后来，这位孤独的老人，不幸又害了一场大病。病后，精神体力更加大不如前，觉得自己要这空荡荡的大宅邸，实在没有用处，便把它舍作佛寺——名曰“报宁禅寺”。他则隐居钟山，闭门却扫，平常不大出门。到苏轼自黄州至金陵时，安石已经在此闲居八九年了。
当年的现实政治，曾使王、苏二人隔阂甚深，误会重重。但至罢政闲居以后，苏轼已在黄州，安石对于这位后辈的才气、学问和品格，却又非常欣赏起来。凡遇有从黄州来的人，他必定要问：“子瞻近日有何妙语？”
有一次，有人告诉他说：“子瞻宿于临皋亭，夜半醉梦而起，作《胜相院经藏记》一篇，得千余字，一气呵成，写毕，才点定一两字而已。现有抄本在船上。”
安石即请人取来。其时，月出东南，林影在地，这花甲老人，便站在屋廊檐下，就着薄暮微光，展卷细读，喜见眉宇。
“子瞻，人中龙也。不过这篇文章中，却有一字未稳。”老人读毕，慨然言道。
“愿意听听您的高见。”
“文中‘日胜日贫’那一句，不如说‘如人善博，日胜日负’。”
这话后来传到苏轼耳中，他也禁不住拊掌大笑，认为荆公确是知言。12
苏轼一到金陵，即遭殇子之痛，还来不及去晋谒荆公，荆公却已野服乘驴，到江边来看他了。
苏轼不及冠带，出船迎揖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礼岂为我辈设者！”安石洒然笑答。
这两位个性不同，但是一样伟大的人物，不论从前身在政治漩涡中，曾经有过若干是非，多少摩擦，而今事过境迁，金陵重见，则两人都已退出了那个混乱而又充满喧嚣的政治舞台，彼此皆是台下的闲人了，回首前尘，恍如噩梦。现在，悠游林下的王安石，得以一代才人来看待苏轼，苏轼则以前辈敬视荆公，无拘无束地晤言一室之内，不觉都有快慰平生的喜悦。
王安石与苏轼，二人间另有一件微妙的关合，为两人的生、死、出身，都在同一年岁上。安石生于天禧五年（1021），苏轼生于景祐三年（1036），年龄相差十五岁。安石成进士于庆历二年（1042），苏轼为嘉祐二年（1057），同为二十二岁登第，前后相距也是十五年。最后一点，则在当时两人都不自知的，安石薨于元祐元年（1086），苏轼卒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享年均为六十六岁，辞世先后也差十五年，可谓巧极。
苏轼约期来谒的前一晚，安石和几个门下客闲谈，他问“动”“静”二字，应该怎样解释？门客回答的话，拖拖沓沓数百言，还没解说明白，安石不能满意，便说：
“等子瞻明天来时问他。”
后来拿这题目问苏，苏轼应声答道：
“精出于动，守神为静，动静即精神。”
安石为之击节称叹。13
苏轼在黄州作雪诗，有“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句，别人都不知典故出处，他二人谈到这诗时，安石说：“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眼目为银海，阁下使的是这个典故吗？”苏轼大笑称诺。退后，对安石门客说：“学荆公者，哪有像他这样博学的啊！”14荆公叫苏轼口诵一篇得意的近作，他亲笔写了，送他做纪念，又自诵诗叫苏轼写赠自己。15
他们两人，接连数日，朝夕相见，饮食游玩，都在一起。金陵太守陈睦（和叔）陪伴他们同游了蒋山诸寺，安石的门客段缝（约之）、叶涛（致远）、陈辅之等共与游宴，大家都很偷快。
老年人历经世故，大抵都会喜欢史学，安石和苏轼于纵论诗文之余，不知不觉就把话题转入治史这条路上去了。安石认为苏轼是蜀人，平生纵迹又遍历中原和荆吴诸地，是重写三国史的理想人选，便鼓励他乘现在有时间来担当这一任务。安石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而不作《三国志》，实是可惜，现在应该由你来做。”苏轼坚辞不敢，说：“作史我不内行，愿举刘道原（恕）自代。”16从覃心著作又谈到安定生活的重要，安石就举自己旧作《读蜀志》一诗为证，他说，三国的刘备曾对许汜说：“人该忧国忘家，不应求田问舍。”安石不以为然，曾作翻案文章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