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北归过南都，其人已归张乐全之子厚之恕矣。东坡复见之，不觉掩面号恸，妾乃顾其徒而大笑，东坡每以语人，为蓄婢之戒。古人本将姬妾视同私人财产，可以随意将她遣去或赠人，何况时在君猷身后，苏轼没有理由“掩面号恸”，除非他心里还有一份难忘的旧情，面对胜之嬉笑自若，毫无情意的态度，使他借君猷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作《西江月》（姑熟再见胜之，次前韵）一阕以寄慨：
别梦已随流水，泪巾犹浥香泉。相如依旧是臞仙，人在瑶台阆苑。花雾萦风缥缈，歌珠滴水清圆。蛾眉新作十分妍，走马回来便面。过姑熟堂下，苏轼偶读当地所印的“李白十咏诗”，不禁抚掌大笑道：“伪作败露了，岂有李白作这等诗！”后来听说王安国曾在秘阁中见过李赤集中有此诗。赤自比李白，所以名赤，据说为厕鬼所惑而死。苏轼说：“今观此诗止如此，而以比白，则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厕鬼之罪。”9
苏轼观察敏锐，感觉力很强，并非完全是天赋，大部分得之于凡事认真的态度，对于浮夸、作伪的事，落在他的眼中，一点也不肯含糊，亦不肯人云亦云。游石钟山，他对那出于自然的天籁，非拏舟夜探，寻出根底不休；《姑熟十咏》伪诗，他不肯读过抛开，悻悻于赝物李赤；游庐山，在陈令举的《庐山记》中读到徐凝的瀑布诗，非但訾为“至为尘陋”，更讨厌他伪作乐天诗称羡此句有“赛不得”的这种谎话，不惜作诗痛骂：“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这些都是小事，然而十足表露苏轼求真求实的真性情。
苏轼在当涂，往访诗友郭祥正（功甫），这郭功甫于熙宁年间即以殿中丞致仕在籍，不大乐意做官，而以诗闻名，梅圣俞推誉他为“太白后身”。
苏轼在郭祥正醉吟庵里喝酒，酒后兴发，索笔濡墨，就在他家髹漆屏上，画了一幅竹石，醉墨淋漓，大气磅礴。祥正无意得此，喜出望外，立刻送他两支家藏的古铜剑。苏轼复诗为谢，才将何以当时有非“挥洒云烟”不可的冲动，解释出来道：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不嗔不骂喜有余，世间谁复如君者？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铓。剑在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苏轼写字作画，大抵都在醉后，这是他自不讳言的癖性，生活中激越起伏的情感与艺术冲动相结合，借着痛快的笔墨，发泄他的感情。所以，此诗是苏轼画论的基础，此画则是苏轼盘郁胸中的块垒。
人在世间，处处受着束缚，步步似有荆棘，聪明过人，才气愈大者，他所感受的压迫，当然也更深更重。郁闷无聊到极点的时候，唯有借着酒醉，才能脱出尘俗世网，把自己暂时解放一下，所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即是此意。酒精的力量，是一种刺激，平常人可以借此灌夫骂座，可以醉后痛哭；而艺术家者，则以笔墨这种工具，以借醉得全的天真，写出他沉积胸中的块垒。满纸淋漓的醉墨，往往是诗人无所皈依的沉哀，“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都一样是精神发泄的产品，都一样是性灵的呼号与怒吼。
苏轼这幅郭家漆屏上的醉画，在他的朋友中印象很深。苏轼殁后，黄鲁直于崇宁元年（1102）在荆南作诗曰：“郭家髹屏见生竹，惜哉不见人如玉。”李端叔（之仪）更深入了解此画作者当时的心境，次韵诗曰：“大枝凭陵力争出，小干萦纡穿瘦石。一杯未釂笔已濡，此理分明来面壁。我尝傍观不见画，只见佛祖遭诃骂。人知见画不见人，纷纷岂是知公者。”画中重要的是作画者的精神，不是笔墨。所以端叔看这画，竟然不见画面，但看入画里的“芒角”和“槎牙”，而为之震栗：“汗流几案惨无光，忽然到眼如锋铓。急将两耳掩双手，河海震动雷电吼。”10
一个惯弄笔墨的人，无不讲究使用的工具，癖好文房用品，苏轼更不例外。黄州文化落后，苦无笔墨，他作诗说：“我贫如饥鼠，长夜空咬啮。瓦池研灶煤，苇管书柿叶。……”所以一旦身还江淮，到了当涂，他即热烈寻求仅次于广州端石的歙砚。不料他又遭遇了一次小型“笔祸”。
苏轼曾作《凤咮石砚铭》，中有“苏子一见名凤咮，坐令龙尾羞牛后”句。其实龙尾是歙砚中的上品，曾为南唐李后主所爱用，石质紧密温顺，扣之声如玉振。所以歙人认为他的品评不公，便赌气说：“您既自有凤咮，何必再求龙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