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奉新，先派人送信给苏辙说：“已至奉新，旦夕相见。”将至筠州前，又写了《将至筠，先寄迟、适、远三犹子》那篇长诗，说他“露宿风餐六百里”，明朝虽然已可走到高安的南（蜀）江了，但是“念汝还须戴星起”，充分写出了他当时的兴奋和热望。距高安二十里，苏辙等已在城外建山寺迎候了。
苏辙在筠州，交游寥落，常相往来的，仅有洞山和云庵和尚、黄蘗的道全禅师和圣寿院的蜀僧有聪禅师。在接信之前几天的晚上，云庵和尚梦与苏辙及有聪禅师，三人一同出城去迎接五祖寺的戒禅师，醒后觉得奇怪，一早便来告诉苏辙。话未说完，有聪禅师却也来了。
苏辙迎上去，大声对他说道：“他正与洞山老师说梦，您也是要来说梦吗？”
“夜来，正梦到我们三人同去迎接五戒和尚。”有聪禅师说。
苏辙拊掌大笑，说：“世间果有同梦的事，真是奇怪！”
过不几天，苏轼的送信人到了。苏辙、云庵二人大喜，及期，雇了竹轿，出城二十里至建山寺等他。
苏轼到了寺中坐定，兄弟久别重逢，一时不便说话，苏辙就各将前些日子所做的梦说给他听，不料苏轼听后，说出一段故事来。
“我八九岁的时候，常常梦见自身是个和尚，往来陕右一带。还有先妣孕我时，曾经梦见一个和尚要来我家投宿。还记得这和尚身材瘦长，瞎了一只眼睛。”
云庵大惊道：“戒和尚是陕西人，瞎了一眼的。晚年弃五祖寺来游高安，终于大愚。从现在倒数上去，恰恰五十年。”
苏轼这一年是四十九岁，大家相信五戒禅师是他的前身。苏轼自己也很信这话，至元祐中，在京城给云庵和尚写信，还说：“戒和尚不识人嫌，强颜复出，真可笑矣。既法契，可痛加磨砺，使还旧规，不胜幸甚。”6
不但如此，自是而后，苏轼常穿衲衣，甚至将朝服套在衲衣外面，穿了就去上朝。那时候，哲宗皇帝还是十几岁的小孩，眼睛尖，好奇心重，他看得很奇怪，便问右珰陈衍道：“苏轼衬在朝章里面的是什么衣服？”
“是道衣。”陈衍回答。
哲宗听了一笑。7
苏轼来了，被款待住在苏辙家厅堂前厢的东轩里。
说到苏辙的住处，比黄州的临皋亭还不如。他刚到高安时，就住在盐酒税局里，屋在江边，常遭水淹，而且敝旧不堪。后来乞得郡守的许可，才借到部使者的府邸暂住，仍然是一所东倒西歪的破宅，他自己用木头来支撑欹斜，土补圮缺，才勉强可住。只有厅堂外那间东轩是自己新造的，还在轩前手种了两株松树，百来株绿竹，算是最富情调的一间居室，现在用来招待老兄。
苏辙在高安的生活，远不如苏轼在黄州那样闲适。这盐酒税的差事，原来有三个人在做，苏辙来后，另外两个人适皆罢去，从此不再补人，一切琐事都压在苏辙一个人肩上了。早晚上下班，中间隔着一条江水，都须坐船摆渡，自作诗说：“朝来榷酒江南市，日暮归为江北人。”已够奔波劳苦了，何况他还必须整天坐在市场中，鬻盐、沽酒、秤量猪肉和鱼鲜，与那些市侩贩夫争论斤两，计较锱铢，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直要等到天黑了，才能收拾税场，关门渡江回家。回到家里后，他已筋疲力尽，昏然就睡。等他一觉醒来，天也亮了，他又得再赶到江南去做同样的琐事。所以虽然造了这间东轩，并没有时间来享受，自言：“每旦暮出入其傍，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8
这次苏轼远来，才真派上了用场。
这是苏氏兄弟黄州别后第一次重逢，而且是与他全家人的合聚，他们可以一起自由自在地讲眉山家乡土话，做家乡点心“水饼”来吃，毫无拘束地说笑话。
苏轼最关心的是他的三个侄子，他上次见到他们还是十多年前，时在济南，老三虎儿（苏远）出生还不久。现在老大阿梁（苏迟）年已弱冠，和老二阿罗（苏适）都已长大得能够高谈阔论了，连这最小的幺儿也已十一岁，开笔学习作诗了。他很高兴几个侄子都已长那么大，给他们写“别诗”，自问中夹着甚深的感慨（《别子由三首兼别迟》）：
两翁归隐非难事，惟要传家好儿子。忆昔汝翁如汝长，笔头一落三千字。世人闻此皆大笑，慎勿生儿两翁似。不知樗栎荐明堂，何似盐车压千里。苏辙的公事，无人替代，甚至端午节那天，他仍然要去鬻盐沽酒，所以，苏轼只得带了三个侄子去玩了一趟大愚山的真如寺（这大愚山就是五戒和尚圆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