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五年（1082），议修国史，神宗谕示：“国史大事，可命苏轼主编。”王珪面有难色，神宗只得说：“如苏轼不恰当，姑且用曾巩一试。”
曾巩编成《太祖总论》，进呈，不合上意。六年，曾南丰丁忧返籍，不久也去世了。46
派苏轼修国史，既被王珪阻拦了，神宗又降旨要起复苏轼以本官知江州。蔡确和中书侍郎张璪受命，王震当词头。公事送到门下省，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的王珪奏以为不可。明日改承议郎，知江州太平观。官僚要反对一件事，先是推，推不掉就拖，一拖再拖，“命格不下”了。
有人很愤慨地说，这都是王禹玉（珪字）出的力。47这样推诿拖托，时间过得很快，苏轼被谪黄州，已经四年了。至元丰七年（1084）春，神宗不再与执政的宰辅商量，径以“皇帝手札”，量移苏轼汝州。
用“皇帝手札”是万不得已。这种特殊文件，一曰手诏，常为非常的恩典，如特赦；一曰御札，则为皇帝决意要办的事，一种率直的指示，故不用四六句。这两种特别的文件，一经颁下，臣下只能奉行，不得再议。神宗若不深恶执政的恶意阻挠，也决不轻易打破常制，动用“皇帝手札”。
“量移”为该恩原赦，量移近里州军之意，算不得是起复，这也是神宗顾虑苏轼为当前的执政大臣们所力拒，复官反而容易滋生事端，不如留待到了河南，看情形再说。
起复的第一步，以“皇帝手札”那样特殊的措施，才告成功。元丰七年（1084）四月，告下黄州，特授苏轼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一切都无改变，不过从偏远的黄州移到京畿附近的汝州而已。告词有曰：
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48这几句话使苏轼低徊雒诵，顿生知遇非常的感激，作《谢量移汝州表》，也竭尽哀慕之意。如曰：
旋从册府，出领郡符。既无片善可纪于丝毫，而以重罪当膏于斧钺。虽蒙恩贷，有愧平生。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这份谢表，呈达皇帝御前，神宗读后，顾谓侍臣道：“苏轼堪称奇才！”
但还有人在帝前媒孽道：“观轼表中，犹有怨望之语，如说兄弟并列于贤科，以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等语，自以为因诗词被谴，实非其罪，毫无悔悟之意。”
神宗愣了一下，径曰：“朕已灼知苏轼衷心，实无他肠。”言者语塞。49
上述皇帝告词中有“人才实难，不忍终弃”这一句话，使苏轼非常感动，后来知道此文出于给事中王震（子发）的手笔，而震是好友王巩的六侄。50元祐初，苏轼为翰林学士，与子发做了翰林院里的同僚，次韵赠诗，有“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发病颜”句，即是指此告词，喻为黑漆寒霜之夜里的明月，使枯槁的病人脸上顿时透露了生气，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十二 别黄州
拜发谢表后，全家忙着收拾行李，准备离黄。苏轼把辛苦经营的东坡农场和雪堂的房屋、乳媪的坟墓，托给了近邻潘丙（彦明）照看。因为苏迈正要到江西德兴去当县尉，所以决定叫他带了全家，稍后至湖口相会，他自己则要先往筠州去探望苏辙和三个多年不见的侄子，诗僧参寥、丐者赵吉51从行。
苏轼自元丰三年（1080）二月到达黄州，至七年四月离去，在此整整住了四年三个月。离黄之日，他的疮病似乎没有痊愈，所以作《别黄州》诗，用杜甫瘦马行的典故：“病疮老马不任?，犹向君王得敝帏。”黄州虽是这么穷僻的地方，但是住久了，即使一草一木，看来也不免有情，故诗续曰：“桑下岂无三宿恋，樽前聊与一身归。”黄州邻里、朋友，纷纷设馔话别，一个流落天涯的人，对于温暖的人情，更易流连，作《满庭芳》一阕，以当告别：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黄州郡将也设宴欢送苏轼，循例征召官伎侑酒。苏轼名满天下，照当时风气，常被那些女孩子们求诗乞字，当此酒酣耳热之际，他一向兴致很好，醉墨淋漓，来者不拒。于是有一故事，这次侑酒官伎中，有一李琪，长得娇小明艳，而且知书识字，不过胆小腼腆，所以，只有她从未得过苏公的翰墨。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再也不能错过，但等酒喝得差不多时，她从身上取下一条白绢领巾，跑到苏轼座前，求赐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