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年轻又有才华，他不是皇帝亲近的大臣，却慷慨激昂地想要为国家改制立法，当时的周勃、灌婴等人虽然也想害他，但并没有像人们攻击王安石那样厉害。这是因为贾谊一直没有得到执政的机会，汉文帝也只是像对待众人一样对待他。王安石的人气和声誉倾倒当世，无人能比，已经被许多人忌妒，再加上南方人忽然发迹，他们父子兄弟相继来到皇帝近旁，神宗又动不动就把他当作圣人，并把他当作主心骨，等到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他又悍然将天下的怨恨全部自己承担下来，极力与他们对抗而无所顾忌。王安石为什么不为舆论所理解呢？这也是原因之一。（后略）
章衮的这番议论说到王安石被人非议的原因，可以说是洞见了其中的关键问题。他说到因为南方人突然发迹，嫉妒的人很多，尤其说到了点子上。
啊！凭王安石洁白的品质、远大的胸怀，就像凤凰翱翔在万里云天，哪里就意识到有宛雏腐鼠在他的下面呢？而他的失败竟然也是在这个地方。
庄子说：“中原的人对礼义搞得很明白，却不了解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又说：“人心的险恶超过了山川，了解它比了解天的意愿还难。”王安石就是不了解人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让他遇到这些世上的小人，他会失败；让他遇到这些世上的君子，他也会失败。要说王安石的缺点，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尽管如此，假如他真的很了解人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并且跟着大家一起随波逐流，众人想找出他的错误，却拿不住他的把柄，不仅可以侥幸得到别人一时的曲意逢迎，而且还将有好名声流传于后世，又怎么肯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的安乐与名誉，被众人诽谤而不后悔呢？
啊，我中国数千年来的士人君子，其中很了解别人心思的人太多了，而糊涂的又有几人呢？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下）
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哪！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驾崩，哲宗登基，宣仁太后临朝执政。五月，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于是将新法全部废除了，并且流放驱逐神宗朝的旧臣。现在将当时的主要事情记载如下：
元丰八年（1085年）七月，废除保甲法。
十一月，废除方田法。
十二月，废除市易法。
同月，废除保马法。
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蔡确出知陈州，章惇出知汝州。
同月，废除青苗法。
三月，废除免役法。
四月，废除熙河经制财用司。
六月，放逐邓绾、李定于滁州，放逐吕惠卿于建州。
元祐二年正月，禁止使用王安石的《经义》《字说》。
四年四月，废除明法科。
五月，放逐蔡确于新州。
以上所列举的不过是其中比较明显突出的，其他的就不再一一叙述了。一言以蔽之，当时对于熙宁、元丰年间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被废除的，对于熙宁、元丰年间所用的人，没有一个不被罢免的。范纯仁曾经对司马光说：“去除那些过分的法令就可以了，就像废除差役法这件事，尤其应该慢慢研究以后再说，不然的话，有可能增加老百姓的痛苦。希望您能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不一定非要自己拿主意。自己拿主意，想要逢迎你的人就可能乘机迎合你，差役法也许很难改回去，可以先一路试行，看其效果如何。”司马光不听他的意见，更加固执己见。范纯仁说：“你这是不让人说话呀！如果我想取悦你，向你表示好感，还不如年轻的时候迎合王安石很快地得到富贵呢。”过去，司马光曾经对神宗说过，王安石有贤能却刚愎自用。司马光的贤能如何？我不敢拿他和王安石比，但他的刚愎自用和王安石不仅相似，而且更厉害了。于是，新法从此就销声匿迹了。
新法应不应当废除，我在前面几章中已经详细讨论过了，这里不再多说。根据俗史的记载，据说在元祐（1086—1094）初年国家形势好得不得了，天清地明，全国欢欣，四周的异族国家都为之震动。我没有时间和他们辩驳这些事，让我引用先儒的一两个说法，来帮助我做一些说明。
陈汝锜的《司马光论》说：
靖康（宋钦宗年号，1126—1127）年间发生的祸患，有人说是从王安石开始的，我认为是从司马光开始的。不是说司马光直接造成了靖康年的祸乱，而是说他的所作所为引发了靖康年的祸乱。新法的施行不是随随便便姑且尝试一下，每个法令的确立，皇帝和宰相都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和商议，就像家人朋友，经过成年累月地商讨才开始颁布为法令。而宋神宗又不是一个生长在深宫，不了解民间疾苦和希望的人，推测有利的一面，计算有害的一面，推究事务的起因，探讨它的结局，法令尚未在国内发布，施行以后的情形已了然于胸中，看得真切无疑了。所以，虽然有太后的尊严、岐王的忧虑，上自执政的官员，下至宫里的守门人，都来苦口相劝，仍然不能使神宗停止改革。虽说在施行的过程中有过分之处，但应该允许有好处也有不足，实际情况与预先设想有不一致的地方，关键在于要在旧的基础上变法图新，挽救它的缺失，成就它的美好，使得对下面不伤害百姓，对上面又不违背先帝的意愿。在这里，小人们没有可乘之机，报复的祸患也就无从说起了，为什么自以为是要把前面做过的全部推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