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南海潘博曾经谈到王安石，他说：“可惜王安石纯用儒家的那一套，缺乏法家的精神。”这是非常中肯的说法。世上那些议论王安石的人都说他实行法家那一套，用严刑峻法来约束百官，为什么他们的说法和当时的情形完全相反呢？王安石是以礼来对待那些士大夫的，虽然他的新法由于这些人的反对没有完全施行，但以大臣的风度，他足以成为千古以来的模范。而元祐（宋哲宗年号，1086—1094）年间诸位贤人对待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年间的大臣做得怎么样呢？我写到这里不禁有一种茫然的感觉。
章衮的《〈王临川文集〉序》说：
（前略）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的新政，君主用尧、舜对待百姓的心意，在上面坚持自己的主张；臣子像对待尧、舜那样对待自己的君主，在下面努力拥护他的主张。根本的一条都是为了天下的百姓，而不是为了自己。各位大臣如果能推究他们本来的用心，再议论他们的新法，发扬它的优点，补救它的过失，在推广的过程中探究它尚未显露出来的意义，通过互相弥补来矫正那种非要争个高低的情绪，务求同心同德，广求天下贤才来推行新法，对于宋朝来说，不见得没有好处啊。但竟然是一个法令刚颁布，诽谤就跟着来了，今天哄然而攻击的是王安石，明天哗然而议论的就是新法。言官借此邀买敢说话的名声，公卿借此博得体恤民情的赞誉，远方的小官吏随声附和，把自己托付给朝廷之中的某一党，而议论政事的朝堂几乎变成了相互憎恨仇视的地方。
况且，当时的情况是，下面没有不法之徒要借变法的由头来造反，外面也没有夏辽的使节借变法提出过分的要求，倒是这些在朝廷做官的大人先生先开始互相攻击和诬陷，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汹涌而来，像一群怀有必胜之心的狂人似的，牢固得谁也打不破。祖宗之法大概都认为是好的，果然都是好的吗？新创的法令大概都被诋毁为坏的，果然都是坏的吗？又如在他们的议论中，还有出于一人之口而前后自相矛盾的，如苏辙曾经说过官府自办借贷的便利，但他却极力诋毁青苗法，认为它不是一个好办法；司马光在宋英宗的时候曾经说过，农民在租税之外不应该有别的负担了，衙门里的这些事也不用募民来做，但是他却极力诋毁募役法；苏东坡曾经说过，不夺取灵武，就无法打通西域，西域不通，契丹的强大就很难阻止，但他却极力诋毁熙河之役，认为不应该打；苏东坡还说募役法有问题，不能施行，过些天又力争要让募役法不被废止，都是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类似的事，从来都是这样做的，没有人说不对，王安石做了，别人就认为是错的。比如河北的弓箭社，其实它是与保甲法相表里的，苏东坡曾经请求增修社约，并且很关照他们，却单单仇恨保甲法，都是这种情况。
（中略）像这种情况，既不是关于是非的定论，也不是详尽分析利弊得失之后得到的宏大计划，所以王安石把这些一概都看作是流俗，因而主张更加坚决，法令施行得也更加有力，一时间的议论也就是这样了。而那些负责记载历史的官员，还有后世那些舞文弄墨的人，又都务求巧妙地诋毁他，有的使文字和意义分离，有的断章取义，夸大其词，然而当时攻击新法的人并非真的攻击新法，而是攻击王安石而牵连到他的法。
（中略）子产、商鞅这几个人都是诸侯的贵臣，他们都凭借自己的计划周密，果敢坚忍，在他们的国家内施展才华。而王安石凭借任何时代都不经常出现的奇异才能，又赶上了天下一统的好日子，君臣之间也很默契，就像鱼水之间的情形一样，但他却是一副落落寡合的样子，显得很孤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时势不同了，很多人都嫉妒他。国内有很多变故，四面边境都有窥伺的敌人，他就像河流中的一条小船，不知道会漂向哪里，只有他的才智是众人必定向往的，这就是管仲他们获得成功的原因。
宋朝的统治本来就有些宽厚温和，真宗、仁宗以后，这种风气更加强盛。士大夫们竟然把含糊当作宽厚，把因循守旧当作老成，又有人喜欢高谈阔论，不肯删除繁杂、解决疑难来成就功名。而那些小人们则悠闲得如同一年到头养在厩里的马，一旦养马的人要为它们整理和擦拭，它们却会跳起来，用蹄子踢，用牙齿咬。这就像有人想要立刻改变以前的做法而施行新法，他们的惊骇和诽谤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王安石为什么不为舆论所理解呢？这是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