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前有太后等人反对新法却不能得到神宗的支持，后有范纯仁、苏东坡等人请求不要尽废新法也不能被司马光接受。一遇到逢迎自己的蔡京，就高兴地认为他是守法的人，而先帝的尸骨未寒，各种法令都已被破坏了。这是把臣子凌驾于君主之上，谋划了数十年的事，一天之内就被废除了。这就是说，自己的见识和思虑比先帝还要高明，过去被认为是良法，如今却认为是恶政，这不是太蛮横了吗？孔子为什么称赞孟庄子不改变父亲的大臣和父亲的政策呢？如今司马光说：“先帝的做法，好的百世都不能变，如果是王安石创立的新法，危害于天下，改变它就要像救火和搭救落水的人一样不能耽搁。”然而，神宗作为皇帝，岂能所有的事情都由王安石做主呢？神宗难道是个让臣子牵着鼻子走的人吗？说新法都是王安石一人创立的，有什么根据呢？何况，王安石不做宰相以后，在金陵（江宁，今南京）居住了八年，在这八年中，新法施行如故，并没有因为王安石不在就被废止了。王安石创建的法令，神宗终其一生都在坚持施行，为什么没有像“手实法”和“鬻祠”的主张那样被制止呢？可见神宗是有所选择的，也是有自己的主见的。而且，元祐（宋哲宗年号，1086—1094）期间，对新法的铲除和改变非常彻底，一点儿遗漏都没有，所谓百世都不能变的法在哪里呢？我担心先帝有灵，在地下也会一天都不能瞑目的。
又有人说，太皇太后是作为母亲更改儿子的做法，而不是皇帝作为儿子更改父亲的做法。然而，一切对以往政策的继承和改变，以及所做之事，在告知宗庙并向天下臣民颁布的时候，都说是我君之子，不说是我君之母，皇帝的母亲可以废止或搁置先帝做过的事，这正是吕后灭刘家的天下，武则天篡夺唐朝政权而建立周朝的原因。臣子可以借母后的权势而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这种做法与徐纥、郑俨、李神轨之流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因为权势太大了。这就是教训啊！
何况，元祐之初哲宗皇帝已经十几岁了，并非是个遗腹子或婴儿做皇帝，朝廷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取决于宣仁太后，皇帝一点儿都不能参与。即使皇帝询问，大臣们也不回答，这是什么礼义呢？苏颂（字子容）觉得这事很危险，总是对那些老臣们说不要自找麻烦，皇上是谁都可以批评指责的吗？而且，哲宗也说，只有苏颂懂得君臣之礼。大概哲宗在绍圣（1094—1098）亲政之前，就已经蓄积窝藏了很多怨恨，而小人们借助皇帝进行报复，也不用等到章惇、蔡京执政的时候。为什么？既然臣子一定要力求超过皇帝，以为这就是忠，那么儿子一定要力求继承父亲来显示自己的孝。皇上显示一点儿他的意愿，下面就会有异常的表现。首先出来表现的是章惇，他所做的就是拘禁和放逐，没有一天是虚过的；接下来就是蔡京，他在朝廷兴妖作怪，假借绍述即继承神宗遗产的名义来谋求私利，宋朝的事情终于不可挽回了，司马光不应该稍微分担一些责任吗？
孔子说：“说话一定要考虑后果，行动一定要算计成败。不考虑后果，不计算成败，把自己的前途交给老天。”说老天会赐福给大宋，一定没有这样的事。老天是可以期待的吗？老天让神宗死去是赐福给大宋吗？其实，太甲颠覆典章制度，就是老天在赐福给商朝了；而汉惠帝与曹参这些人坚守天下的整齐划一和清净无为，就是老天不赐福给汉朝吗？
王夫之的《宋论》说：
宋哲宗在位只有十五年，太后发号施令就有八年，哲宗亲政之后的日子不过六年。绍圣改元以后，他提拔小人，恢复苛政，被天下人诟病，可以不必再说了。元祐年间的政治也有很多是难以说得清楚的。绍圣时的所作所为，说是反对它，其实是仿效它，元祐时的所作所为，说是矫正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分别为1068—1077，1078—1085）时的做法，其实也未尝不是效法它，而且启发了绍圣，从而成为可以效法的对象。啊！宋朝没有发生动乱甚至亡国的危机，但它还能挺多久呢？天子提拔士人是为了这个国家，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皇帝，怎么能够把朝廷当作定流品、分清浊的场所呢？这里一定会有事发生，但这里的事一定是国事，其根本是君王的品德，其主要功能是治理国家，教化百姓，其紧急之事是异邦侵犯边境，要在这里进行谋划。施行于老百姓的，看他们太辛苦了，就要让他们休息；看他们丢弃了的，就要使他们发扬光大；他们遇到天灾了，要进行拯救；他们受到官吏的肆虐，就要惩治官吏，用实实在在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宁。而选拔士人，就要涵养他的恬静之心，调动他的新鲜之气，从底层把他们选拔出来，用真正的君子来劝导他们，要求他们。难道只有绍圣时的人做不到吗？元祐时的那些大臣能够做到这些的又有几个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