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这篇文章中有“将他们流放到岭南海岛，使自己憋了很久的郁闷之气得以舒展”和“正在蛮烟瘴雨中拂拭着身上的尘土”两句话，这是失于考证之处，因为王安石执政时，不曾流放一个人，这根据前面排列的名单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即使在王安石辞职之后，八年间，也没有听说贬谪官员到岭南海岛的事。所以，元祐时流放蔡确于新州，范祖禹说，这条路上生长的荆棘都已经有七十年了，可以作为证据。
章衮的《〈王临川文集〉序》说：
元丰末年的时候，王安石早已辞去官职，不久，宋神宗与他相继去世，对王安石的议论随之也平息了，事情慢慢地安定下来。元祐（1086—1094）时如果能坚守新法不加以改变，因循习惯之后，效果自然就显现出来了，谁说继承发扬没有好处呢？然而，非要追究过去的怨恨，一定要将熙宁、元丰时的新法全部废除，王安石先用使人头晕目眩的猛药进行救治，司马光又用使人头晕目眩的猛药制造混乱，于是国家的政治屡次动摇，民心一再被扰乱，回想当时说新法不可以废除的，应当不只是范纯仁、李清臣等人，只是因为书写历史的人排斥王安石，不想把当时的说法都保存下来。不仅如此，哲宗非汉献帝、晋惠帝能比的，为什么杨畏的一句话，章惇就做了宰相，而章惇一做宰相，党人就全被驱逐了，新法也全部恢复了呢？悲哀呀！开始的时候是群臣共同结为一党来对抗皇上，最终是君子和小人各自结党来求得胜利，纷争不断，互相决裂，耗费时日，耽误国家大事，直到新的皇帝登基了，仍然不能停止，自古以来，像闹成这个样子而不给国家带来祸患最终导致败亡的，有这样的道理吗？王安石当年对仁宗说，晋武帝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为子孙做长远打算，当时在位的官员也都是苟且偷安，贪图享乐，抛弃礼义，不要法度，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原被夷狄占据了二百多年。王安石又说：“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比今天更急迫的了，错过这个时机恐怕后悔都来不及了。”由此看来，对于靖康时发生的祸乱，王安石是早已预料到了。他苦心经营，不畏艰难，不逃避别人对他的议论和诽谤，每件事一定亲自去做，他就是这样，天未下雨时就想到事先要把门窗遮挡好。而古今那些议论他的人却要把靖康时发生祸乱的责任归于王安石，这不是说明秦人斩首、车裂、灭族的习俗没有消亡吗？
陈汝锜、章衮都是平时崇拜王安石的人，他们的言论或许不免与我的言论有同样的毛病，即阿谀我们喜欢的人。像王夫之对王安石的诋毁大概和那些俗儒没有什么区别，但他论述元祐时的政治也像陈汝锜、章衮一样，那种把宣仁太后比作尧舜，而把司马光、吕公著比作皋陶和夔的说法都可以省略了。而且，元祐时的那些人可以议论的还不止这些呢。宋朝人王明清的《玉照新志》记载：
元祐党人，天下后世没有不推崇尊重他们的。绍圣（宋哲宗年号，1094—1098）时定下来的，只有三十二个人，到了蔡京执政，凡是和自己意见不合的都被写了进去，已经增加到二百零九人，然而祸根其实基于元祐时疾恶如仇太过分了。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定王安石亲党吕吉甫、章子厚以下三十人，蔡持正亲党安厚卿、曾子宣以下十人，张榜贴在朝堂之上。范祖禹上疏说，应该惩治首恶，胁从不问。范忠宣叹息着对旁边的人说：“我们也将不免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啊！”后来形势发生变化，章子厚建了元祐党，果然像范忠宣说的那样，大抵都是出于士大夫的互相报复，终于使国家遭受祸乱，真是悲哀呀！
章惇、蔡京制造党狱，至今稍有见识的人都是深恶痛绝的。章惇、蔡京应该受到大家的厌恶是绝对没的说的，但怎么知道造下这个孽的肇始者不是章、蔡，而是天下后世所推崇尊敬的元祐诸位贤人呢？如果不是有《玉照新志》偶然记述了四十个人张榜在朝堂之上这件事，我们到今天也不会知道。党籍榜和党籍碑有什么区别吗？何况刻碑公布于天下，是崇宁（宋徽宗年号，1102—1106）年间的事，他们在绍圣（宋哲宗年号，1094—1098）时，也不过是张榜而已。由此看来，始作俑者其实是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这几个人，章惇、蔡京不过是学他们的做法罢了，他们的罪过反而从来没有减轻过。党籍碑成了遭人万世唾骂的材料，党籍榜却从未有人提及，难道这有幸运和不幸运的区别吗？不过是史家赋予他们的幸运与不幸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