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龟兆出。
湖阴先生坐草室，看踏沟车望秋实。
雷蟠电掣云滔滔，夜半载雨输亭皋。
旱禾秀发埋牛尻，豆死更苏肥荚毛。
倒持龙骨挂屋敖，买酒浇客追前劳。
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
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
先生在野故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
又《后元丰行》（一首）云：
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风雨。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杙小舟，乘兴攲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
又《歌元丰五首》云：
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
神林处处传箫鼓，共赛元丰第二秋。
露积成山百种收，渔梁亦自富虾。
无羊说梦非真事，岂见元丰第二秋。
湖海元丰岁又登，稆生犹足暗沟塍。
家家露积如山垅，黄发咨嗟见未曾。
放歌扶杖出前林，遥和丰年击壤音。
曾侍玉阶知帝力，曲中时有誉尧心。
豚栅鸡埘晻霭间，暮林摇落献南山。
丰年处处人家好，随意飘然得往还。
杜甫（杜工部）的《忆昔》追咏唐朝开元（713—741）年间全盛的时候，其中写道：“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读杜甫的这几句诗，气象仿佛和王安石描写的元丰（1078—1085）年间是非常相似的。不是非常太平年代，怎么会有这样的诗呢？这时，新法已经实行十余年了，而王安石也已经归隐乡间退休了。以此对比司马光曾经讲过的英宗时民间的景况，说是不敢多种一棵桑树，多置一头牛，不敢储存两年的粮食，不敢收藏十匹帛，这种情景和元丰年间的情景相比，相差得太远了！前后不过二十年的时间，为什么人民生活的富足和困顿竟有天壤之别呢？难道不是因为最残害人民的差役法已经废除，又有青苗钱已经注入民间，来帮助百姓发展生产吗？而保甲制度已经实行，盗贼都洗手不干了，所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也就不期而至了。如果可以这样说，那么新政的效果也就可以看出来了。
苏东坡有《与滕达道书》（此书不知作于何年，大概写于元丰年间），其中写道：
我想与您见面谈一谈，我们在刚刚施行新法的时候，大概是抱有偏见的，以至于有了关于同意或不同意的争论，虽说动机是好的，都是忧国忧民，但说得并不对，很少有合情合理的。如今，皇上的德政每天都有新的变化，社会大众的教化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回过头来再看以往我们所坚持的意见，更觉得是有疏漏的。如果要我改变自己的志向和操守以求进取，我还不敢这样做，如果还像以前一样吵吵嚷嚷，我也会陷入更深的忧虑之中。您此行是要表示一种归隐田园的意愿吧，作为一名年纪已大、疾病缠身的旧臣，您也要表达一点儿心意，想要再见皇上一面，这样，恐怕就要有一番对话。您的来意没有超出这些吧？
苏轼是以往诋毁新法最用力的人，他的《上神宗皇帝书》被诋毁新法的人视为圣经贤传，说它像悬在天上的太阳、月亮一样，是不能更改的。但他到了晚年谈论此事的时候却是这种态度，深深感叹于皇上德政的更新和民众教化的有成。那么，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1068—1085）的治理一定有超越前人，能使大家心悦诚服的地方。新法果然有什么对不起天下人的地方吗？元祐（1086—1094）时的那些人闹闹嚷嚷，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上）
我读西方的历史，感叹政党对于国家有造就的功劳，是那样伟大。我读本国的历史到宋、明两朝，又感叹党争对国家的毒害是那样猛烈。本国历史上的党争都属于“私党”，不同于西方国家“公党”式的政党。对于这些“私党”，看他们的品性，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其中也有很多是君子。他们的目的也不一定是追求高官厚禄，其中因此而辞去官职俸禄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争论的也不一定就是政治问题，但无论从哪个问题引起，最终都将牵扯到政治上来。这些“私党”也不是有意地结合在一起的，然而随便遇到一件事，都可能兴风作浪。有一个吠影于前的倡导，就会有百吠于后的追随。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过是意气用事而已。意气超越国家利益之上，意气之争可以让他们将国家利益放在一边，不闻不问。这种风气兴起于王安石执政之前，形成规模是在王安石执政的时候，而它的高潮是在王安石辞官罢政之后。宋朝因此而亡国，它的流毒到了另一个朝代也没有根除。考察它的性质，当时新法遭到阻挠和破坏的原因也就显现出来了，我们也就看得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