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也有关于养兵之弊的论述：
兵没有事做的时候可以养着他们，但不能使他们聚集在一起；让他们聚集在一起，就不能让他们无事可做，只是给他们饭吃，这两件事相互制约，却不能并行不悖，这是形势造成的。如今，如果有百顷闲田，完全可以养四千匹马，花不了什么钱；如果把四千匹马聚集在一起，就要输送百顷土地生产的粮草供养它，它的花费要增加百倍，这个道理很容易弄明白。依照过去汉朝的制度，有拿了别人的钱替人服役的军卒，却没有在田地里耕种的士兵，虽然他们都来自农民，但只要当了兵，就不再需要知道农家的事。因此，郡县没有常备的军队，京城也不过部署一些卫戍部队和负责京城治安的部队，比如南北军、期门军和御林军等军队。边境有事，诸侯有变，都用虎符调发各个诸侯郡国的军队，等到事情平息，战争结束，危机消除时，又各自回到他们来的地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士兵平时并不聚集在一起，也不脱离田地，就不会造成国家的弊病。唐朝拥有天下之后，沿袭了隋朝的府兵制度，在京城长安设置十六卫府兵，作为禁卫军，又在全国设置军府八百余所，驻扎在关中地区的就有五百所，他们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就耕种田地，储存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能扩大县里的储备。所以，虽然有这么多的军队聚集在京城周围，却并没有增加全国各地的负担，给国家带来危害，也就是没有不做事只吃闲饭。如今，聚集在京城周围的国家军队多达几十万，都不参加生产劳动，所有的给养都要靠官付供给。这样做的结果是，只得到了汉朝和唐朝的弊端，却没有得到汉朝和唐朝的好处，把二者的毛病集中在一起，兼而用之，因此危害更加严重。
天下的财富，近的来自江淮，远的来自吴楚，所有的车船运输、人力劳役没有不是为了将那里的财富运送到京城的。平安无事的时候，收取的赋税已经很重，甚至不能再增加了，而国家的支出仍然不够用。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就在于大量军队聚集在京城周围而不从事生产，只能靠各地的赋税来养活。而且，不仅如此，驻防在各地的军队又要不断地互相调动。过去，在建国之初，国家存在着分裂的现象，有人拥兵自重，不服从中央，太祖、太宗二位皇帝亲自披甲上阵，经过严酷的战斗，终于取得胜利，使得他们的国君举手投降，又把他们的疆土收入我们的版图。不过，他们的故土上还生活着很多残余的民众，先皇预见到天下的融合还需要时间，恐怕他们再发生暴乱，在这种情况下，就派遣禁兵去那里防卫，大到州府，小到县城和乡镇，往往都有从京城派来的军队。由此看来，凡是天下的土地，一尺一寸都是皇帝自己在那里守护，这种情况能够长久不变吗？国家经费的开销没有比军费更大的了，而军费中的开销也没有能比出征的费用更大的了。如今，派遣禁兵到郡县去防守，远的要走数千里，除了供应他们每月的禄米和每年的俸禄之外，又要每天供应他们粮草。军队三年就要换防一次，路上来来往往，虽然不过几百个车队，但其结果和几十万大军出征没有什么不同。几十万大军三年出征一次，农民的财力怎么能不枯竭呢？运送粮食的士兵怎么能够不疲惫呢？
而且，如今天下不曾发生战争，在和平时期，那些武将军士用什么向上级邀功请赏呢？既然不能做个休养生息的无用之兵，那么现在这样就是为皇上去守卫地方了，也算是一种功劳吧。因此，他们享受着很好的待遇，穿着漂亮的衣服，吃着丰盛的食物，打开官府的仓库，用车子运送金帛，好像承担着多么重要的任务似的，有一点点不满足，就要聚众闹事。这是为什么呢？
天下属于一家一姓，已经沿袭了数千年。百姓对皇上拥戴，就是到了天涯海角和在京城附近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所以没有必要怀疑地方上的军队而专信禁兵。过去，四川那个地方有过“均贼”，近来贝州（今河北清河）也发生过王泽兵变，这些都未必不是禁兵引起的。我认为，郡县的士兵通过训练可以渐渐地代替禁兵担负起保护地方的重任，禁兵渐渐地就可以被闲置而变得没有用处了。天下的勇武刚健之人难道有固定的所在吗？自然环境的陶冶，社会风气的熏染，各地的百姓都是一样的。过去战国时代常使用这些人，蜀人虽怯懦，吴人虽短小，都曾经抗衡过上国（秦国），现在为什么一定要用禁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