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士兵显得非常疲惫而又懦弱，一点儿都不振奋，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见到郡县都有禁兵，而且待遇差别很大，就破罐破摔、自轻自贱，把自己等同于贱隶役夫。而且，他们也没有得到多少训练他们。如果禁兵能够渐渐地省去，那么将他们的军粮禄米资助郡县的士兵，郡县的士兵一定欢欣鼓舞，因为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他们会特别感念皇上的恩德，就会特别卖力地做事，又怎能不如禁兵呢？士兵一天比一天多，禁兵一天比一天少，除了守卫京城之外，没有其他的事可做。这样一来，既少了聚集军队所需要的军费开支，又省了军队换防所需要的劳役、粮草，国家的开支也许可以省去一大半。
苏轼又说：
三代时的士兵不用选择也是非常精干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兵是从农民中选拔出来的，军队的数量是固定的，但士兵却是不固定的。国家有了危难，就要求一家出一名正式的士兵，这样也就罢了。所以，老人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病人也能放心地休息，在官府服役的那些老百姓都是健壮的小伙子，没有战事的时候，他们照样在田里劳动，在山里打猎。所以不曾征用老弱的百姓，行军打仗，也不曾养过无用的士卒。如果这些人手脚轻快、动作敏捷，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手持武器一点儿都不费力，他们的聪明就能使得他们按照旗鼓的节奏进攻，他们的强锐就能使他们敢于赴死而不贪生，一支有千乘战车的军队，每名士兵都可以独自为战。所以，那时的战争总是杀人很少就取得了胜利，费用不多但兵卒的作战能力却很强。到了后世，兵和民有了区别，当了兵就不能再当老百姓，于是军队中开始有了老弱的士兵。一个人既然已经被招募为士兵，他的妻儿和房屋也就被托管于军营之中，他的姓名也就登记在官府的户籍之中，既不能再去经商，也不能再去务农，只能靠官府养活，衰老了也不能回去，他的这条道只能一直走下去。所以，这些无用的士兵虽然待遇越来越差，但总能养老送终。凡是一个人的生命，从二十岁以上一直到衰老，不过四十余年，年轻气盛，勇武有力，敢于上战场和敌人拼杀的时间，也就二十余年。如今要养老送终，那么一个士兵大约将有二十年没有事做而仍然靠官府养活。
照此推论，如果养兵十万，就有五万人可以除去；如果屯兵十年，就有五年是没有效益的。如今天下招募的士兵非常多，当年陕西之战，把官府名册上的平民都征了兵。再加上明道（1032—1033）、宝元（1038—1040）年间国内发生了旱灾、蝗灾，还有最近几年青州、齐州的饥荒，以及河朔地区的水灾，百姓急于当兵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按照登记的户口来看，近世以来，官府募兵之多，没有超过今天的，然而都是老弱和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打起仗来不能当古代的一半，而衣食的费用，却超过古代上百倍。这种情况长久得不到改变，是特别不应该的。凡是百姓中当了兵的，很少有良善之人。他们年轻力壮的时候往往赌钱、喝酒，不能安心在家里过日子，有时也会拼命。等到他们青春已逝，英雄气短的时候，大概也会感到后悔的，但已经追悔莫及了。
明道、宝元均为宋仁宗年号。
我认为，一个人到了五十岁以上，如果有人希望回家去做老百姓，应该听其自便。从今往后，百姓中愿意当兵的，只收三十岁以下的，并限制当兵的时间为十年，超过十年的，就请他们转业或复员。如果百姓三十岁开始当兵，十年之后复员，他们的精神力气仍然可以养活自己，并安排一生的规划。如果他们在应募当天就知道当兵的日子不会超过十年的话，他们大概不会因为被从簿籍中除去名字而抱怨。以无用之兵一辈子白吃白喝的费用招募新兵，响应的人一定很多。这样一来，国家无老弱之兵，老百姓中不能胜任作战的人也不至于无辜地丧失生命。他们都知道自己不超过十年就能复员成为平民百姓，就会爱惜自己的身体，对可能违犯法律的事非常慎重，不至于和游手好闲、刁滑强横的人呼为同类，自暴自弃为凶恶之人。如今天下的祸患在于老百姓不了解当兵是怎么回事，所以当兵的常常表现得骄横凶悍，老百姓都怕他们。但是，盗贼来了他们不能防御，外族侵犯他们也无力抗击。如今让老百姓替换着当兵，当兵的也能复员成为老百姓，天下人对当兵的有了更多的了解，盗贼和外族对他们也就有所畏惧了。
读了上面这些论述，我们看到，当时养兵的积弊就是有一万个理由，也不能不进行改革了。范镇、欧阳修和苏轼诸位的这些建议正是后来王安石所实行的。为什么要等王安石来做这件事呢？因为这件事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天下大业终非坐而论道者能够完成的。宋仁宗是个优柔寡断的君主，不可以和他谈论改革的大计，至于宋神宗，却是个英明的君主，完全可以辅佐他实践自己的主张。然而，一旦皇帝决定要进行改革，实行新法，诸位大臣就一个接着一个变了脸色，没有谁敢负这个责任了。其中第一个阻挠新法的人就是司马光，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