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也发表了他的看法：
国家自从景德（宋真宗年号，1004—1007）年间罢兵以来，至今已经三十三年了。经历过战争的军人几乎都死光了，后来的这些人未曾听过战鼓响，也没有见识过战场上的阵势。生在无事的年代而又衣食无忧，怎能让他们不骄横懒惰？如今，军人入住营房，连被子都不自己拿，而支使别人帮他拿。禁兵发放粮草，自己不去扛，反而雇人帮他们扛。他们这样骄气，怎么肯于不怕辛苦浴血奋战呢？前些天，西部边防的官吏，比如高化军的齐宗举两次用兵都打了败仗，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这些兵不怕辛苦，很能战斗，消耗一些农民的赋税和劳役也就罢了，无奈这些兵徒有虚名，只是一些骄横懒惰、毫无用处的人。古时候，凡是高大健壮的人都在田地里耕种，农闲的时候，国家才教他们一些作战的本领。如今完全不同了，一遇到灾年荒年，州郡的官吏就拿尺子度量百姓中高大的人，并测试他们是否健壮，招募他们去当禁兵；次一等的，他们让个头不够尺寸而且稍显怯弱的人去做厢兵。官吏招募得多了还有奖赏，老百姓将要穷困的时候则争相报名投军。所以，一经灾年荒年，留在田地里务农的人都是老弱之人。官吏们说，这些人，不招募他们当兵，恐怕他们会去做强盗。唉，只知道他们一时没有成为强盗，却不知道终身骄横懒惰，等于偷吃国家的赋税呀。古时候，高大健壮的人在田里耕种，年老体弱的人闲散懒惰；如今高大健壮的人闲散懒惰，年老体弱的人倒在田里耕种。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诚然，老百姓在田里出力流汗，吃的可能还是猪狗之食；而一旦当了兵，就能终生安逸快乐，不愁吃穿了。这样一来，田里务农的人不得不每天减少了。所以说，有一种诱惑百姓的弊政，说的就是它。
欧阳修灼艾帖
又说：
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让这些兵赴汤蹈火，而对于如今的厢兵、禁兵，官吏不敢役使，逼不得已而暂时用他们一下，都要说借请，意思是说，请他们为自己做事。这些兵相互之间说话也说“某官员请我”，而且官府的文书也写着“请”字。奖赏是为了酬谢他们的辛劳。如今，因为国家要举行盛大庆典的缘故，没有辛劳也要奖赏，三年一次，要花费八九十万贯钱，官吏不敢耽误一天。士兵得到奖赏，不会因为没有功劳而心生愧疚，反而互相攀比，为多少而争执，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拿起武器，聚众闹事，要打皇上派来的朝廷命官。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见这些兵是多么骄横。而这些兵为什么敢这么骄横呢？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的手段使用他们，法制也不够健全。过去的五代之乱可以说达到极限了，五十三年里，有五个姓〔分别是朱、李、石、刘、郭（柴）〕十二个君主（应为十三个君主——编注），其中亡国被杀的，最年长的不过十几岁，最小的甚至只有三四岁。这些君主难道都是很愚蠢的人吗？他们的心里都喜欢祸乱而不盼着有长治久安的办法吗？我看他们不能力挽狂澜的原因还是时代造成的。当时，五代统治者所据的中原四周被外族和割据势力包围着，东边有汾晋，即刘旻的北汉；西边有岐蜀，即王建的前蜀和孟知祥的后蜀；北边有强胡，即契丹；南边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即所谓“十国”。天下被分为十三四份，四面环绕着中原地区。这样一个狭小的地区又被叛将强臣占地割据着，那些君临天下的人都是那种治理国家的日子很短，威严和德行都没有传播很远的人。以武力显示其强硬的君主，也只能守住自己这一代，不幸遇到不成才的子孙，不过传一两代又使天下陷入大乱的局面。因此，君主全力养兵就像小孩子喂养虎狼，只担心它们不听话，不能为我所用，哪还敢控制它们？这个国家就像一座破房子，修补它的内室，它的墙角又坏了，整修它的椽子，柱子又倾斜了，只是它们相互支撑扶持没有使房子倒塌罢了，哪里还有闲暇效法先王的规矩，制定新的制度？如今，大宋从建国到现在已经八十年了。对外平定了那些僭越本分的叛乱，没有了和大宋对抗的国家；对内消除了割据势力，没有了凭借武力搞叛乱的臣子。天下一统，四海安宁。建国不能说不长久了，天下也不能说不广大了。然而，军队却不能对外树立自己的威风，只敢对内骄横无理，制度不能被万世效法，却日益变得混乱和繁杂，一切事情都得过且过，和五代的时候没什么区别，这是很让人叹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