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非常之愿，黎民惧焉。”又说：“一般的人可以与他共享成果，但很难与他谋划事情的开始。”以范纯仁和苏轼的聪明，他们的见识也不过与黎民百姓是一样的，王安石把他们都称为流俗，并不能说是诬蔑。然而，范纯仁、苏轼能够觉悟前面说的不对并幡然改正，最终并不失为君子。我只是非常不理解司马光，在王安石推行募役法之前，他曾特别谈到差役法的弊端，首先提出了募役的想法。等到他坐上宰相的位子时，却对那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蔡京言听计从，把老宰相王安石的做法全部推翻了，甚至不惜放弃自己以前的主张。如果说他嫉妒王安石，以为这件事的功劳本应该是自己的，现在被王安石拿走了，所以不惜把它毁掉，以快慰自己，则以司马光的贤德，我不敢这样怀疑他，但除此之外，我又想不出他的居心究竟何在。
第六，其他关于民政财政诸法。
以上讲到了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募役法四种新法，都是当时王安石特别创立的关于民政、财政的新法，其他根据旧法进行整顿和改良的还有很多，这里简单地讲一讲。
（甲）农田水利法
王安石刚一执政，就派遣诸路的常平官专门负责农田水利的整修。官吏和百姓中凡是了解土地种植方法，了解水塘、圩埂、堤堰、沟渠的利害关系的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还要根据功劳的大小给予报酬和奖赏。后来他当了宰相，仍然在这方面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史称自熙宁三年（1070年）至九年（1076年），各个州府和诸路兴修的水利田总共有一万零七百九十三处，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
王安石兴修的水利工程不可胜数，从大的说，有疏通黄河、清理汴河。王安石在谈到疏通黄河的时候说：“黄河向北泛滥，侵占的公田、私田非常多。河水散漫，时间长了，就会壅塞不畅，淤积严重。过去修了二股河，费用很少，但使得公田、私田都显露出来，昔日的盐碱地如今都成了肥沃的土地。”这时，司马光和欧阳修都出来阻止他，欧阳修说：“开挖黄河就像是放火一样，而不主动去开挖，等它决口，就像是失火，与其使人辛劳，不如不要开挖。”王安石说：“使人辛劳却除去一害，这就是百姓受到伤害还愿意跟随他的缘故。”就是这两种说法，一种是为了偷安，一种是任劳任怨，其中哪一种更得民心，大概能看得很清楚了。
清理汴河的建议也是王安石最早提出来的，直到他请求退休之后，元丰元年（1078年）才开始动工，用了四十五天完成。这两件事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我说不好，但足以证明王安石对老百姓的事是尽心尽力的。当时苏轼上疏诋毁他，说：“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老百姓和天下万物都有繁衍增生，而四方没有得到开发利用的东西也已经用尽了，如今想要开通水路并加以利用，一定是自寻烦恼。”这都是把不做事当作主意的人做的事，当时读书人的风气就是这样。中国直到今天没有被开发利用的东西仍然遍地都是，更何况大宋经历了五代的大乱，而真宗、仁宗时的凋敝又如前所述，说已经没有可以开发利用的东西了，欺骗谁呢？
（乙）方田均税法
方田均税法是王安石制定的整理田赋的税法。史书上记载了这件事的始末：
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神宗下诏让司农寺将均税条款和丈量土地的办法向全国颁布，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这一年的九月，县令委派官吏分别丈量土地，随着山坡、原野、平湖、沼泽来确定土地的面积，根据土地的实际情况辨别它的颜色，丈量结束之后，再按照土地的位置和颜色确定肥沃或贫瘠，并分成五个等级来确定税收的标准。到了第二年的三月，这项工作结束，张榜向百姓公布，一个季节没有人提出异议，随即登记颁发田产证，和登记庄田的账簿一同发放，作为征收田赋的凭证。按照均税法的规定，各县以过去规定的数额作为赋税的基础。过去官府曾向百姓加征杂税，例如米不到十合而按一升收，绢不满十分而按一寸收之类，如今不能用这个数平均分摊增展，以免超过了原有的数额。凡是超过原有数额，增加数量的，都要禁止。如果是贫瘠的不毛之地，或众人共有的山林、水塘、路沟、坟墓等，都不收取赋税。另外，田地的四个角都用土垒成田埂，种上田野中适宜的树木，堆土作为标记。有登记方田的账簿，有登记庄田的账簿，有登记保甲的账簿，还有每户的田产证，另外如果有人要分家另过，或典当买卖，官府给办理契约合同，并在县里登记注册，都以如今丈量过的田地作为正式的田产。这项法令既然已经公布，就以济州钜野县尉王曼为指教官，先从京东路开始实施，诸路都仿照他们的办法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