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看到朝廷过去曾想要有所作为，进行变革，开始的时候，对于利害问题的谋划就不是很成熟。所以，只要有一个因循守旧、投机取巧的人出来反对，就不敢继续进行了。其实，法度确立以后，人们不会只感到它的好处，所以，先王的办法虽然对天下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当他刚接受这个烂摊子，人们还心存侥幸的时候，他要建立新的法制，没有不感到艰难的。假如他要建立新的法制，而天下那些心存侥幸的人都能心悦诚服地遵守并施行，没有任何抵触的话，那么先王的法度至今是不会被废止的。正是因为创立法律制度非常艰难，那些心存侥幸的人不会心悦诚服地遵守并施行，所以古代的人想要有所作为，没有不首先惩办那些反对他的人，然后才能贯彻自己意图的。《诗经·大雅·皇矣》篇中说：“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这就是说，周文王也要先进行征讨镇压，然后才能使天下太平啊。先王想要建立法制，改变被破坏的风俗，造就新的人才，虽然有征讨镇压的困难，但还要忍痛去做，就是觉得不这样做就办不成事情。后来孔夫子出现了，他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则鼓动他们君臣抛弃原来的习惯，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强薄弱的地方。可是，他风尘仆仆地到处走，结果却陷入困境，到处受到排斥和驱逐。然而，孔夫子始终并不因为困难就放弃，他认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所作为，他所坚持的大概和周文王是一样的。君王中的圣人没有能超过周文王的了，臣民中的圣人没有能超过孔夫子的了，他们想要有所作为，进行变革，都是这样干的。如今皇上掌握着天下的权力，处在先王一样的地位，如果想要革新法令制度，并没有征讨镇压的困难，虽然有一些心存侥幸的人不高兴，出来攻击这种变革，但人数一定没有喜欢改革的人那么多。如果一听到有些因循守旧、心存侥幸的人提出反对意见，就停止改革，不敢继续进行下去，那是因为自己主意不定啊。皇上如果有意想要造就天下的人才，那我希望您果断地干下去。如果做到了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实施，而且还能努力去做毫不犹豫，这样还不能造就天下的人才，据我所知，大概还没有这样的事吧。
这样的认识，王安石可以有，今天的人也不难得到，但王安石有勇气和胆略说出来，今天的人却没有，这是今人不及王安石的地方。
梁按：读这一段，再看王安石后来在执政期间的主张，他的意见受到世俗中人的中伤，他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他能百折不挠，始终不悔，说明他是按照自己说过的去做的，可惜宋仁宗是个不值得和他说这番话的人！我们看范仲淹执政期间进行的变革，不过两三件事而已，然而就因为不能被那些因循守旧、心存侥幸的人所容忍，只做了三个月就从这个位置上离开了，宋仁宗的优柔寡断从这里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然而，王安石却不管你听不听，就是反复地对你说，这不就是孟子说的“齐国人中没有比我更敬重君王的”吗？
然而，我的主张一般世俗之人是不讲的。如今谈论时局的人都认为我的这些意见是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我私下观察这些精英人士，想要尽心尽力帮助朝廷的人是有的，但他们所考虑的不是远大的目标，而是眼下所能行得通的。这些精英人士拿这种想法去迎合潮流，而朝廷选拔人才时看重的也是这种人，至于君臣父子的关系、国家的法律、维系社会关系的礼仪，这些先王特别看重和坚守的东西，他们都很少注意。谁要谈到这些问题，他们就聚在一起嘲笑谁，说这是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现在朝廷对所有的事情都很关注，有关部门的法令却只是在纸面上做文章，这种情况已不是一两天了，它的效果如何，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对于所谓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我想皇上也可以稍微留神考察一下。
从前，唐太宗贞观初年，朝臣对施政方针各有各的看法，像封德彝这类人，他们认为不把秦朝、汉朝的政治制度综合起来加以施行，就治理不好天下。能够认真研究思考先王的政治制度来启发唐太宗的，只有魏徵一个人。他推行的政策虽然还不能完全符合先王的意图，但大部分是合适的，所以唐朝才能在数年之内几乎放弃刑法而不用，使得国家安宁，外族顺服，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繁荣富强的时代。但唐太宗刚登基那些年，天下的风俗也像现在这样。魏徵的那些话在当时也是所谓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吧，但它的实际效果却很好。贾谊说：“如今有人认为，用道德教育人民不如推行法律更有效，说这种话的人为什么不看看商朝、周朝、秦朝和汉朝的实际情况呢？”其实，唐太宗的情况也是可以考察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