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荣幸地能因职务关系回来向皇上报告，没有考虑自己是否称职，却在这里大胆地谈论国家的根本问题，这是因为我得到了皇上的信任，我是应该向您报告的。我认为，现在当朝人才缺乏，与朝廷想要任用人才的情况很不相称，而且朝廷任用这些精英人士的办法有些不很合理，使得他们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也是我的工作涉及的情况，应该让皇上先有所了解。如果撇开这些事不谈，只提那些琐碎的问题来玷污皇上的智慧，对国家社会也没有好处，也就违反了我勤勤恳恳为皇上办事的初衷。我希望皇上认真考虑，选择其中适当的意见来实行，如此，就是国家的幸运了。
梁按：这篇文章是秦汉以来的第一篇大文章，稍微可以和它媲美的只有汉朝贾谊的那篇《治安策》（《陈政事疏》）。然而，贾生说的大半都是为皇帝自保其宗庙社稷谋划的，他对国事、民事的议论又往往不考虑事情的根本，而只强调细枝末节，哪像王安石这篇文章胸怀广大，用国民忠仆的标准责备皇帝，而且正本清源，哪一条都和先王的思想理念相适应。李商隐在诗中说：“公之斯文若元气。”（此诗为李商隐诗《韩碑》中的一句，赞美韩愈的文章以气盛，梁启超在这里借此赞美王安石的文章）他是完全可以担当的。在此之前有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他援引《易经》所说的，“绝望了就会想到要改变，改变了就能畅行无阻，畅行无阻就能够长治久安”，说得非常恳切。他说，国家革除了五代造成的混乱，富有四海已经八十年了，法律制度经过逐日逐月的侵蚀消解，上面的官吏人满为患，下面的百姓困苦不堪，必须通过改革变法来救国救民。他的这种见解和王安石是一样的。然而，整个朝廷都沸腾起来，与范仲淹为难，宋仁宗也没有办法左右这种形势，怎么能说这是宋仁宗一个人的过错呢？但沿袭社会的风俗习惯更让他们感到安全，习惯是非常厉害的，即便你有雷霆万钧之力，往往也没有办法征服它。我曾经读过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其中写道：“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已经很久了，知识精英中的大多数人又把不关心国家大事、附和世俗、讨好众人当作美德。”当时的社会心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些。这只是宋仁宗一个人的过错吗？汉文帝对贾谊，宋仁宗对王安石，大概是非常相似的。贾谊没有遇到赏识他的人，因此忧郁而死，王安石得到宋神宗的支持，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所以，贾谊只能通过文章为后人所知，而王安石却能通过他的改革事业而著名。然而，虽然王安石遇到宋神宗，但在流俗的反对下，他的成就也就只有这些，就像孟子所说的，不是没有新条嫩芽生长出来，但紧跟着就在这里放牧牛羊，所以这里就变得光秃秃了。自从王安石在当时被人指责、辱骂，数百年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为他辩白，而那些不关心国家大事，只会附和世俗、讨好公众的人却能够得到世人的称赞和推崇。于是，中国数千年好像坠入长长的黑夜一般，只留下这篇文章被参加射策考试（汉代选士的考试方法之一，代指科举考试）的人作为讽读或任意割裂、批评的谈资，这是多么可悲啊！
汉代贾谊曾作《治安策》，陈述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向汉文帝陈述他的治国方略。毛泽东曾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一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既然没能使宋仁宗醒悟，那么两年后，也就是嘉祐五年（1060年，一说嘉祐六年，即1061年），王安石又向宋仁宗递交了一份意见书，即《上时政疏》，其中写道：
我曾私下里观察自古以来的君主，他们在位的时间久了，就少了心忧天下的那份真诚，即使没有对百姓施行暴政酷刑，天下也有可能发生动乱。秦朝以后，在位时间较长的帝王有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这三位皇帝都是很聪明、有智慧、有胆略、建立过功业的帝王。他们在位的时间都很长，又没有什么内忧外患，于是便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并不真正地为天下的安危而忧虑，只求能度过眼前，缺少长远的打算，自以为灾祸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直到真的大祸临头了才后悔莫及。虽然自己或许能够幸免，但祖宗庙宇已经遭到破坏和侮辱，妻子儿女也已走到穷途末路，天下的老百姓更陷于血泊之中，活着的人都不能摆脱困苦、饥饿以及被人劫掠的厄运。作为先王的子孙，看着祖宗的庙宇受到毁坏、侮辱；作为百姓的父母，保护不了子民的生命安全，这难道是仁孝的君主所能够忍受的吗？然而，晋、梁、唐三位皇帝在安逸享乐之中走到这一步，自己还以为灾难不会到来呢，即使来了也没有这么严重，没想到，它在不知不觉中就突然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