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异五）
在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整个朝廷都和王安石的新法为难，然而从未有人诋毁他的人格。如果有，就是从世人所传苏洵作的《辨奸论》开始。他在其中说道：“将来使天下百姓遭殃的，一定是这个人。”又说这个人真是将“王衍、卢杞合为一身了”，又说他“嘴上讲的是孔子、老子，身体行的是伯夷、叔齐，收罗那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在一起制造舆论，自我标榜”。又说这个人“内心阴险狠毒，志趣和一般人大不一样”，又说他“满面尘垢，像居丧者一样，可是却大谈诗书”，又说“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大恶的人，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类人”。这些语言丑化、诋毁一个人到了极致，真是没有没说到的了。近代有一位李穆堂先生，据他考证，《辨奸论》是一篇伪作。他在《书〈辨奸论〉后》一文中写道：苏老泉（也就是苏洵）的《嘉祐集》十五卷原本已经看不到了，今天流行的版本中有一篇《辨奸论》，世上的人都因为这篇文章而称赞老泉能预见到王安石将给国家带来灾难。这篇文章最初见于《邵氏闻见录》中，这本书编于绍兴二年（1132年），到了绍兴十七年（1147年），沈斐编苏洵文集附录二卷，其中载有张方平为苏洵写的墓表一文，其中提到了《辨奸论》。而苏东坡为了感谢张方平为他父亲作墓表，写了一封信给张方平，也讲到写作《辨奸论》这件事。我认为，这三篇文章都是赝品。根据当时的情形来考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按照墓表的说法，王安石嘉祐元年（1056年）开始出名，他的同党一时为他倾倒，他的任命书中这样写道：“自有人类以来，只有几个这样的人。”制造舆论，把他说得几乎就像个圣人。欧阳修也对他表示赞赏，劝先生（也就是苏老泉）与他交往，而且王安石也愿意结交先生。苏老泉说“我了解这个人，这是个不近人情的人，很可能会给天下带来灾难”。而《邵氏闻见录》叙述《辨奸论》的写作初衷，和墓表是一样的。它引用了墓表吗？那应当明确指出来，不应该用自叙的语气。是与墓表暗合吗？那不应该字句完全一样。考察王安石在嘉祐初年，还没有被当时的朝廷重用，同党也很少，嘉祐三年（1058年），才被任命为度支判官（据《王荆公年谱考略》，应为嘉祐五年——编注），一个中央财政部门的属官。这一年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并没有得到施行。第二年，负责《起居注》的编修，辞章上了八九篇，又被任命为知制诰（据《王荆公年谱考略，应为嘉祐元年——编注》），很快就得罪了当朝执政的大官，遂以母亲去世为理由返回南京（金陵）守制去了（据《王荆公年谱考略》，其母去世在嘉祐八年——编注）。宋英宗在位这些年，他一直不接受朝廷的召唤，却说嘉祐初年同党一时为他所倾倒，错得太厉害了。把王安石当作圣人的，是宋神宗。任命书说的那番话，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而苏老泉死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后来的那些事都不是他所能听到的。（中略）还有收罗一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一起制造舆论，自我标榜，自以为是颜渊、孟轲再生于今世，然而王安石的本传和王安石的全集都在，其中并没有这样的事。王安石执政之后，或许有依附于他的人，但老泉先生已经不在了，他是不可能知道的。如果把老泉先生所接触的人引见给王安石，他们相隔得太远了，王安石不一定有收罗他们的能力。我不知道所谓沽名钓誉而又不得志的都是些什么人。
人为什么要奸诈呢？一定有好处他才这样做的。王安石生平是以夔、稷、契为表率的，千乘之富他不看在眼里，三公的高位也不能改变他，这是天下所有人都信服的，他又为何要奸诈呢？他看到大宋朝的积弱现象，心里很不踏实，惶惶不可终日。而那些公卿大臣却像堂上的燕雀一样，悠闲得自以为很安全，他才不得不出来承担起天下的责任，而又幸运地遇到了很想有一番大作为的皇上，于是毅然与他合作，建立制度，改变风俗，力排众议，推行他的那一套变法的措施。这样做都是为了改变国家的弊端，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丝毫自私自利的想法都没有。他的办法不见得都好，但要相信他的出发点还是好的，哪里有什么奸诈呢？还有一点，我年轻的时候读俗刻本苏老泉集，读了其中的《辨奸论》之后，认为它不是老泉的作品，看到的人还有些疑问，不很相信。曾想得到宋刻本作为参考，但购求多年，都没有得到。马端临（字贵与）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列载了苏洵的《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的刻本不称“嘉祐”，书名既然有很大差别，又多至二十余卷，觉得一定有后人的赝品、伪作掺杂在里面了。最近得到了明朝嘉靖壬申年（1532年）太原府太守张镗翻刻的巡按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该书书名和卷数都与《经籍考》记述的相同，而其中唯独没有所谓《辨奸论》这篇文章，这就更加让人相信这是邵氏伪造的赝品了。然而又感叹他这样费尽心机地制造伪书，但从来没有做伪者不被人揭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