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按：建立法治社会固然是一件很着急的事，但推行法治的是人，制定法律、制度的也是人，所以，王安石既以法律、制度建设为根本，又以人才为根本的根本。事实上，法治国家一定是以大多数人民作为其根本的，这才是王安石的真正用意。
如今的天下也是先王时代的天下，先王的时代，人才很多啊，为什么到了今天却偏偏不足了呢？所以我说，这难道不是培养、教育人才的方针出了问题吗？商朝的时候，天下曾经大乱，当权者贪婪、狠毒，腐败无能，都是不称职的人。后来，周文王起来要取代商朝，天下的人才也曾显得很匮乏，在那个时候，周文王能够造就天下的读书人，把他们都培养成有能力为君主服务的人才，然后根据他们的才能让他们担任不同的官职。《诗经·大雅·旱麓》篇说：“岂弟君子，遐不作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等到事业成功了，就连那些低微下贱的捕猎兔子的人都没有不追求品德的。《诗经·周南·兔罝》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又何况那些当权者呢？由于周文王能够这样做，所以他出征就能让别人臣服，治理属地则能处理好政务。《诗经·大雅·棫朴》篇说：“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就是说周文王所用的这些文臣武将都能各尽其才，没有办不好的事。等到周夷王、周厉王的时代，天下大乱，人才又显得少了。直到周宣王中兴，能够和他一起图谋天下大事的人只有仲山甫一个人了。所以，诗人感叹地说：“德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这是在叹息当时人才太少，仲山甫得不到人们的帮助啊。周宣王能用仲山甫，通过他来影响天下的读书人，然后人才又重新多起来了。于是，对内处理好政务，对外讨伐那些不来朝贡的邦国，又恢复了周文王和周武王时的国土，所以诗人赞美他们：“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这是说周宣王能够使天下的读书人看到新的希望，让他们的才华能够为自己所用，这就像农夫耕种他们的田地，使得田地里有芑菜可以让他采摘一样。由此看来，没有哪个人才不是君主造就的。
梁按：这种说法，近代的曾国藩也曾引申和发挥，他说道：“如今的君子有了一些权势，就责怪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身居显贵的高位，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移风易俗，造就当今之世的人才，反而告诉我们说没有人才，说他们讲了真话，可以吗？不可以！一个十户人家的小地方，其中如果有崇尚仁义的君子，他的智慧完全可以改变十个人，那一定能选拔十个人中的佼佼者并把他们培养成人才；如果他的智慧完全能够改变一百个人，他也能选拔百人之中的佼佼者，把他们培养成人才。看来，移风易俗并培养造就一代人才并非只是身居高位的人能这样做，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都应该参与此事。”他的话说得更加深刻、明白了。但我看王安石的这番言论，他把培养造就人才的责任完全归于君主，为什么这样说呢？不仅仅因为他的话是说给君主听的，毕竟，民间培养造就人才的范围是很小的，而君主则大得多，民间培养造就人才的效果来得慢，而君主则来得很快。所以，对于没有身居高位的人也勉励他担负起培养造就人才的责任，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差一些的做法，是以聊胜于无来安慰自己。如果说到想要培养造就一个国家的人才，率领他们共同进步，没有比开明专制的君主亲自去做更快捷有利的办法了。这是俾斯麦造就德国时用过的办法，而曾国藩造就中国也只能做到他那个程度了。
造就一个人使他成为人才，有哪些具体做法呢？也就是教育他，培养他，选拔他，任用他，都有一定的方针罢了。那么，教育的方针是什么呢？在古代，从天子到各诸侯国的国王，全部从他们的都城到乡村都设立学校，普遍设置专门负责教育的官员，而且严格进行选拔，国家的礼、乐、政、刑等内容都被列为学习的科目。学生们观看、学习的都是先王的礼法言论、道德准则以及治理天下的思想理念，他们的才华也可以为天下、国家服务。如果有人不能用他们的才华为天下、国家服务，则不对他们进行教育；而愿意用他们的才华为天下、国家服务的人则没有不在学校中受教育的，这就是教育的方针。所谓培养的方针又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他们的俸禄，使他们的生活宽裕，同时用礼法约束他们，使他们有所顾忌。为什么要增加他们的俸禄呢？人之常情，如果财用不足，人就会贪婪卑鄙，任意要人家的东西，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先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为官员们规定了俸禄，即使是在官府里当差的老百姓，他们的俸禄也足以代替其耕田的收入。从这里一级一级往上数，每提高一级就增加一级的俸禄，使他们能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生活，从而养成懂得廉洁、羞耻的风气，远离贪婪、卑鄙的行为。这样似乎还不够，又规定他们的俸禄可以传给子孙，这叫作世禄，即世世代代都可以享受的俸禄。这样就使得他们在有生之年，在抚养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方面，在接待亲戚、朋友方面，都没有什么遗憾了，而在他们死时也不必担心子孙后代的生活了。为什么要用礼法来约束他们呢？在通常的情况下，人在钱财富裕的时候如果没有礼法的节制和约束，就可能放荡任性，为非作歹，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做出来。先王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制定了婚姻、丧葬、祭祀、养育、宴饮的标准，衣服、食物、器具、用品等也按照等级制定了统一的规格，规定了它的尺寸大小和数量。按照级别规定可以做但财力不足的，就不要做；而财力能够办到但按照规定不可以做的，也不能有数量和分寸的增加。为什么还要用法度来裁制他们呢？对于天下的读书人，先王先用治理国家的思想理念教育他们，使他们掌握治理国家的本领，不接受教育的，按照法度就要驱逐他们到边远的地方去，使他们终身为人所不齿；接下来又用礼法来约束他们，不能遵循礼法的，按照法度就要流放或杀头。《礼记·王制》上说：“改变服装式样的人就要被流放。”（此为王安石概括之语，非《礼记》原文——编注）《尚书·酒诰》中记载，“假如有人来报告说‘有人聚众饮酒’，你就该一个不漏地捆绑了送到周都，我定他们死罪。”聚众饮酒、改变衣服样式，这些都是小罪，而流放、杀头都是大刑。用大刑惩治小罪，先王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坚定不移呢？就是因为在他看来，不这样做就不能统一天下的风俗，实现他的统治。用礼法来约束，触犯礼法的就要受到裁制，为什么天下的人都能服从而不敢冒犯呢？其原因不仅仅是禁令严厉和管理周密，同时也要靠君王真诚恳切的用心和身体力行加以倡导。凡是君王身边的达官贵人都要能顺从君王的意愿，按照礼法做事，有哪一个不遵循礼法的话，依法行事就从他开始。如果君王能以诚恳的态度做这件事，而有权势者又能自觉规避不做君王不喜欢的事，那么朝廷不用刑罚，人们就能遵守礼法，不去违反礼法。所以说，这就是培养人才的方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