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体现在政事上，就表现为人的贵贱是有一定区别的，做事是有先后次序的，得到的多和少是和命运有关的，变化的快与慢则要看时机是否合适。制定一项政策要能够施行，一定要有法律的保证，这项政策能否顺利地推行下去，要把希望寄托在合适的人身上。这个人可以胜任他的职务，这个官员可以很认真地遵守法律，这种情况没有哪个时期比周成王的时候做得更好。这种法律可以在后世实行，它的文字能在典籍之中见到，没有比《周礼》这本书记载得更完备的了。大概是因为习惯造成了对它的推崇，而历代的延续则使它更加完备，到了后来，已经不能再增加什么了。这难道只是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的作用吗？这就像四时更替的运动，阴阳之气的积聚变化形成了寒暑，但不是一天形成的。
自从周朝衰落之后，一直发展到今天，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太平盛世的遗迹已经被扫荡得所剩无几了，学者能够看到的也已经不是经典的全部了。在这个时候，想要用它来教育学生，并阐发它的宗旨，我感到诚惶诚恐，希望能做到这一点，但我知道这是很难的。从阐释和发扬经典的难处，我又想到了实行新法，推行新的政策，并追随在经典的后面，把它所描述的理想变成现实的难处。不过，我也看到了皇上推行新法，成就功业的勇气和决心，如果能使《周礼》的新义得到阐释和发扬，当今的学子能从这里得到教诲和启发，成为再造盛世的支持和帮助，就像给新政插上了翅膀，中原大地走向太平盛世的目标也就不远了。根据我今天看到的，结合我学过的古代经典，我就能将新义阐发得很好吗？我真感到诚惶诚恐，但我想还是可以的吧，所以才敢冒昧地接受这项任务，以为可以竭尽全力去完成它，而忘了我的才能也许达不到啊。
《周官新义》一书共有二十二卷，十余万字。本书先呈交给朝廷，副本送给有关部门，等到皇帝有了诏命再加以颁布。谨以此为序。
《〈书义〉序》：
熙宁二年，皇上要听关于《书经》的讲解，我因此来到皇帝身边，于是参与了朝廷的政事，我的儿子王雱接替我实际负责讲解的工作。皇上下旨，要求把讲解的内容写出来，献给皇上。熙宁八年，皇上又下旨把这些讲义颁发给太学，分赐给那里的学生。
《书经》中的《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等篇章经历了秦朝之后几乎消亡了。到了汉代，才保存下来一部分，有赖于学者的背诵和讲说，才没有失传，但君主也许并不知道它对于如何治理国家是有帮助的。
上天给了皇上莫大的智慧，他开始运用《书经》的思想进行实际操作，并检验它的效果，把它作为处理事物的依据；又任命我们阐释、发挥它的新义，使天下后世能因此了解这本书的价值，我们父子俩只好凭着有限的知识接受这项光荣的使命。
然而，《书经》是渊博、美好的，我们的解释却很浅薄，挂一漏万。使命是重大的，我们却是微不足道的。这种荣耀只能使我们感到深深的愧疚！谨以此为序。
《〈诗义〉序》：
《诗经》有三百一十一篇，它们的内容都还保存着，其中失传的只有六篇。皇上先派遣我的儿子王雱解释它的文辞，又派遣我阐发它的新义。这本书完成之后，皇上把它赐给太学，又颁布于天下，还让我为它作序。我只能恭敬地接受皇上的派遣。
一说三百零六篇，实际上是三百零五篇。
《诗经》向上可以达到“道”和“德”的最高境界，向下又能不超越礼义的约束和规范。充分发挥它运用语言的才华，君子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寄托自己的情感；遵循着它的“道”的秩序，圣人可以成就他的事业。然而，我们看孔子的门徒端木赐和卜商，仅从《诗经》中得到一点儿体会，孔子就称赞和鼓励他们，可见要对它进行解说是多么难。但是，从周朝衰落直到今天，对《诗经》的解释一片混乱，众说纷纭，难道不应该重新进行解说吗？
皇上的道德纯良丰厚，连神灵都对他充满了好感，政令畅通无阻，通行于四方，没有人敢欺侮我们，我们每天都在进步，学问的积累日益深广，正在走向盛大光明的境界，即使用《颂》里的言辞来赞美，大概也不能将所有的美好都说出来。《诗经》中含义精微的言辞和思维深奥的道理，他既然已经得到了，又派遣我们来阐发遗漏的部分，希望能和天下的人共享。我们所了解的那点儿知识就像一支小小的火把，怎么能在太阳或月亮出来的时候显示自己的那一点儿光亮呢？姑且领受皇上的旨意，作为一点儿补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