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答韩求仁书》被保存在他的文集中，确实如尹和靖所说，王安石不仅没有回答韩求仁对《春秋》的询问，对于他问到的《易》也没有回答。大概这两部经典的微言大义和其他的经典相比更加博大精深，如果不是口传心授，是很难理解的，如果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推测经典的含义，用这种方法研究这两部经典，没有不错到千里之外的，所以王安石不敢乱说。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往往采取有所保留的态度。我辈正应当因此而赞美王安石的，怎么能因此诋毁他呢？何况古代的学校春秋之时教授《礼》《乐》，冬夏之时教授《诗》《书》，而孔子讲各地通行的话也仅仅是在读诗、读书和行礼的时候。难道不用它讲授《春秋》的大义吗？是的，因为这不是对谁都可以随便讲的。所以说，王安石只在官学中设立“三经”的课程，也是仿效古人罢了。
（考异十九）
周麟之在《孙氏春秋传后序》中说：“王安石想要阐释《春秋》并颁行天下，而孙觉的这部《春秋传》已经出来了，一见便有了忌恨之心，自知不能写得比人家好，于是诋毁《春秋》经典并废除它，说它是‘断烂朝报’，不把它列为学校的必读书，也不用于科举考试。李绂（穆堂）驳斥这种说法：王安石想要阐释《春秋》，尚未著书，他人怎么知道一定不如孙著？见到孙著而心生嫉妒，诋毁他的传也就够了，为什么因为传而诋毁经典呢？诋毁他的传很容易，诋毁经典却很难，舍弃容易做的，去找困难的做，愚蠢的人都不干，难道王安石会去做吗？而且根据邵氏所辑的序文，说孙觉晚年因为儒生们的穿凿附会而心生忧虑，于是为《春秋》作传。那么，孙觉的这个传是在他的晚年写成的，应该没有问题。王安石死于元祐元年（1086年），死时六十八岁。孙觉在这一年才开始做谏议大夫，而死在绍圣年间（宋哲宗年号，1094—1097），死的时候六十三岁，这说明孙觉比王安石小十几岁。他晚年所著的书，王安石大概没有见过，嫉妒的说法又从何而来呢？周麟之妄造这种卑鄙的谎言，后来的一些人还相信他的说法，这些人的丑陋和周麟之没有什么不同。”又有人说：“‘断烂朝报’这种说法曾经从知名的前辈那里听说过，说是从《临汝闲书》（作者南宋人李璧）中看来的，大约是在讽刺解读经典的人，而不是诋毁经典本身。王安石的学生陆佃和龚原都研究《春秋》，陆佃著有《春秋后传》，龚原著有《春秋解》，遇到疑难问题就看作是‘阙文’。王安石笑着说，阙文如此之多，《春秋》成了‘断烂朝报’了。大概是讽刺他们，即使对经典不能完全理解，也不能作为‘阙文’来处理，意思其实是尊重经典而并非诋毁经典。”今天来看孙觉的《春秋传》，不但周麟之有跋，杨时（字中立，世称龟山先生）也有序。杨时说：“熙宁之初，尊崇儒生和儒家经典，启发开导了许多学生，以为《春秋》三传的异同没有办法考证，在六经中尤其难学，所以不把《春秋》列入学官的教学之中，并非废弃不用它，而学生们因为要急于应付科举考试，于是老师就放弃不讲了。”这种说法与尹和靖的说法恰好相同。杨时平时最喜欢诋毁王安石的学问，他这样说，为什么后来的人不注意，偏偏相信周麟之的说法呢？
王安石平生的著作，有《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后集八十卷，《周官新义》二十二卷，《易义》二十卷，《洪范传》一卷（今存集中），《诗义》三十卷（今佚），《春秋左氏解》十卷（今佚），《礼记要义》二卷（今佚），《孝经义》一卷（今佚），《论语解》十卷（今佚），《孟子解》十卷（今佚），《老子注》二卷（今佚），《字说》二十四卷（今佚）。
王安石平生对于书没有不看的，到了老年更加有感情，他在晚年写有《与曾子固书》，其中写道：
曾子固来信大约是规劝王安石不要研究佛学，所以有这样的回复。
（前略）我自诸子百家的书，一直到《难经》《素问》《本草》以及各种小说，没有不读的，农夫女工，没有不进行询问的，然后对于治理国家的学问才算懂得了一个大概而没有疑问。大概后来的学者，他们所处的时代与先王的时代不一样了，如果不这样学习，就不能全面地理解圣人的道理。扬雄虽然说过，他不喜欢非议圣人著作的书，但像墨子、晏子、邹衍、庄子、申不害、韩非等人的书，有哪些他没有读过呢？他是为了获取知识才去读这些书的，读书时又能有所取舍，所以各种各样的学说都不能使他迷惑。也正因为他没有被别的学说迷惑，所以他能够有所取舍，并用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你看我读了这么多书，就认为我可能被别的学说迷惑吗？那你太不了解我了。如今迷惑人的不是佛教，而是那些学者、儒生所沉溺的个人的名利欲望，互相吹捧，不懂得自己约束自己，你以为是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