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晚年更加潜心于哲理的研究，以求得到道的本质，在佛学和老子的学说方面都有心得，但他最根本的一条还是要对治理国家有所帮助。他有一篇读《老子》的文章说：
道有根本的道，有具体的道。根本的“道”，是万物赖以生成的元气；而具体的“道”，是由元气的运动、变化而生成的万事万物。根本的“道”出于自然，所以它不依赖人力而由万物自然生成。而具体的“道”由于涉及具体的事物，所以它必须依赖人力才能造成万事万物。对于不依赖人力就可以生成万物的根本的“道”，圣人固然可以不说话，没有作为；至于依赖人力才能造成万事万物的具体的“道”，圣人就不能不说话，也不能无所作为了。所以，昔日高高在上而以造就万物为自己的任务的圣人一定要制定四种措施。这四种措施就是礼、乐、刑、政，这就是万物能够生成的原因。所以，圣人只是致力于怎样造成万物生长，而不去议论谁生成了万物，大概就是因为万物赖以生成的元气是自然的主宰，不是人力所能干预的。
可是，老子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凡是涉及具体事物的，都不值得议论，也不值得去做。所以他要去掉礼、乐、刑、政，而只讲一个“道”字，这是因为他不能洞察事理而一味追求高深的过错。根本的“道”既出于自然，又何必去干预它呢？正因为具体的“道”涉及具体的事物，所以才要依靠人来议论它，并且要人们去做啊。《老子》讲：“三十根辐条集中在一个车毂上，中间有个轴孔，车子才能动起来。”车毂和辐条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其原因固然在于车轮中间有个空无的轴孔，但工匠制造车轮的时候从来没有对轴孔的空无给予过特别的关注。因为空无的轴孔是自然形成的，工匠可以不去管它。如今制造车子的人只管制造车子的车毂和辐条，而从未把精力用在“无”上。不过，车子造好之后，由于车毂和辐条都已具备，这样轴孔自然就会发挥它的作用了。如果只想着发挥轴孔“无”的作用，却不去制造车毂和辐条，那么这种造车的办法也太离谱了。
现在，人们只知道轴孔的“无”对车子起作用，人们的“无为”对天下起作用，却不知道它为什么能起作用。其实，“无”能够对车子有用，正是因为有了车毂和辐条；“无为”能够对天下发挥作用，正是因为有了礼、乐、刑、政。如果有人造车子要去掉车毂和辐条，治理天下要废除礼、乐、刑、政，坐在那里等待“无”发挥作用，那就和愚蠢离得不远了。
今天西方学者谈论哲学，并以此来推动像社会学、国家学这样的学说。他们的理论很多，总的来说，不外乎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自然生成的，都是由自然规律支配的；另一种与此相反，反驳他们的人说，优胜劣败，老天并不发慈悲，或优或劣都是人们自己选择的。根据前面这种说法，就要遵从命运；根据后面这种说法，就要遵从力量。遵从命运而忽视人的力量，就会造成放任自流，而社会就不会进步；遵从力量而不了解自然规律，就会过分干涉自然的发展演变，社会也很难进步。明白了人的力量与自然的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也就差不多明白了社会发展的道理。王安石的这种观点大概是有所创见的吧，两千年来学者们谈论老子，没有像王安石这样精辟的。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上）
对于王安石的政治和学术，后世攻击他的人很多，唯独对于他的文学仍然表现出一定的尊重。这是因为文学这种东西不参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而且学起来很难，但文字的表现却是很容易见到的。所以，仅就文学而言，王安石已经在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上占据了最高的地位。
吴澄（学者称草庐先生）在《临川王文公集序》中说：“唐代的文章能够改变八代的弊端，追踪西汉踪迹的只有韩愈而已，柳宗元其次。宋代文人看上去比唐朝要兴盛，也只有庐陵欧阳修、眉山的苏洵和苏轼、南丰的曾巩和临川的王安石，这五家与唐朝的韩、柳两家不相上下。从东汉到今天，过去八百多年了，但是把唐朝和宋朝的文章合在一起，可以称道的只有这七个人，文学这件事真的是很难啊。”后人将吴澄列举的这七个人，再加上苏辙，变成八个人，于是有了“唐宋八大家”之称。这八家不一定完全代表了文章的美，但是，从东汉到中唐，没听说有文人能超过这八家的；从南宋到现在，也没听说有文人能和这八家相媲美的。那么，由此看来，这八家得到这样的名声也是应该的。尽管如此，王安石的文章还是在某一方面和其他七家的文章不一样。那七家的文章都是文人的文章，而王安石的文章则是学者的文章。那七家作者不是没有学问，但如果说都像王安石那样对于经学和治理国家的道理十分精通，对于九流百家的学问能够吃得很透，这不是那七个人能够达到的。所以，讲道理博大而精辟，文气深远而朴实、繁茂，这是王安石的特色，也不是其他七个人可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