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两件事可以说明冯、段当时之心情与对袁氏帝制之影响。若不是冯有暗示，蔡、李等到云南亦难迅速举起义旗；若不是段不同情帝制，唐、蔡等举起义旗，亦难保不遭挫败。我所以获知此种内幕，是因为李烈钧、唐继尧均与我为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且一向过从甚密，这些情形，他们与我有多次的电报往返。
蔡锷原虽为立宪党，且与梁启超有师生之谊，但其在日本时即对革命深表同情。我与蔡氏相识甚浅，而相知颇深。他居京期间，曾力示堕落，以图避祸。当他离京前不久，特托士官同学（我的参谋长）李敏之携何绍基【29】所书绣屏四幅绣联一副赠我。联之上集为“雅量风清兼月白”，下集为“高情涧碧与山红”。我问李敏之说：“松坡（蔡锷字）还说什么没有？”李答：“没有。”我说：“你不要将此事告人。”李问我何故，我说：“将来再说。”比至蔡已离京，我才告李敏之说：“松坡以屏联赠我而无言，我就知道他已决定离开北京。当时不让你告别人说，是怕机警的人识透其意，密奏袁知，致他不能成行。”
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30】，与蔡锷、戴戡【31】（与蔡同时返滇者）通电讨袁之后，各方反应颇不一致，有的驰电诘责，有的奏请申讨，有的策商调处，其态度最缓和、持论最谨慎者，为南京宣武上将军冯国璋。他反对多所电责，更反对轻言讨伐，其沁电中曾谓：“倘诘责之文电纷驰，则观听之惶惑易起。”又谓：“倘讨不能行，行不能果，中外耳目所属，或且群致猜疑。窃恐扰攘之忧，将不在一方面而在全局。再四审度，关系非轻。”而冯所反对的，正是以朱启钤为首的大典筹备处指示各省一致主张的。
推冯国璋领衔忠告，策商调处之议，原系陕西将军陆建章【32】最早提出的。紧接着贵州护军使刘显世【33】（唐、任、蔡、戴讨袁通电原曾列刘之名），一面否认唐通电渠曾列名，一面表示赞同陆议，以维和平。我当即驰电各方，对陆刘之议表示赞同。旋贵州巡按使龙建章【34】等又主张国体重大，应再召集国民会议公决。无如怂恿帝制者不知悔悟，对刘显世、龙建章之建议公然指斥，而外间疆吏如徐州巡按使张勋，广东上将军龙济光【35】，湖北上将军王占元【36】，安徽将军倪嗣冲【37】等尤多昧于时势，与段芝贵等同持讨伐主张，并促冯国璋主稿电京。冯在此情势下，亦只好在表面上一反其初衷了。
云南起义以后的三数月间，醉心帝制者流，仍在力促袁氏早日登极。而袁氏则慑于国内外之趋势，徘徊未敢出此。果然护国军经过三个月的苦战，李烈钧所部在滇、桂交界处击败滇军龙济光，广西上将军陆荣廷【38】应约宣布独立，贵州方面亦公开继滇而起。袁氏方于三月二十二日明令撤销帝制，然仍恋栈大总统，而不肯引退。说者谓袁氏能以撤销帝制，尚未执错到底，然撤销帝制后，犹不肯放弃总统，可谓不识进退，我认为这是至当的批评。
袁氏撤销帝制之后，滇、黔复提出总统退位的请求，接着广东上将军龙济光在革命军势力的胁迫下宣布独立，浙江将军朱瑞在军民的事变中突告失败，冯国璋乃于四月十八日提出八项条件，以图息争。这八项条件是：
（一）袁大总统仍居其位，实行责任内阁制度。
（二）慎选议员，开设国会。
（三）明定宪法。宪法未定以前，适用民国元年约法。
（四）惩办祸首。
（五）各省及中央军队须以全国军队按次编号，不分畛域。
（六）去冬之各省将军巡按使悉仍其旧。
（七）滇事后派赴川湘方面北军全行撤回。
（八）开赦党人。
据冯的巧电中说：这八项条件未向各省电问以前，他已秘密商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以及蔡锷的同意，于是大多数省份均复电表示赞成。正在策商期间，北京以段祺瑞为国务卿的所谓责任政府于四月二十三日宣布组成，而蔡、唐诸君又驰电坚持请袁退位，冯乃对原条件略加修正，要在使袁暂负维持责任，迅筹国会锐进办法，一俟国会开幕，即行退职。冯电甫行发出，四川将军陈宧与川边镇守使刘锐恒【39】亦相继电请袁氏退位。此时，冯国璋、张勋、倪嗣冲联名邀请各省包括南军滇、黔、桂、粤名省选派代表赴南京开会，商决大计。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亦有电赞同此举，我乃派崔秘书廷献【40】代表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