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原本怂恿帝制最力，袁氏受其影响亦最深，比及国体投票正式进行之时，乃一反以前态度，英、俄亦复如此，其心叵测，概可想见。日本皇帝为怂恿袁世凯积极称帝，曾向袁示意，日本的施为向以中国为嚆矢【23】，中国的民主实足以动摇日本皇室万世一系之基础。今日劝中国恢复帝制，不仅为中国，抑且为日本，中国如废共和而行帝制，日本以帝国而扶助帝国，自属名正言顺，当可共存共荣。若仍续行共和，自非日本帝国所愿，今后一切，难望援手。北京统率办事处给我们的世（十月三十一日）电中曾说：“大隈首相屡次宣言谓：‘中国宜改国体，如内无乱事，日本决无可干涉之理。’又对我陆驻使陆宗舆【24】密谈：请中国安心做去，日必帮忙。英使朱尔典【25】，因主座谦抑曾面谒劝进。俄使于十三日接政府训令复电称：俄愿即行承认大隈于十八、二十等日演说，亦谓：中国改革，不致内乱，外交方面颇称顺适。不意日本新外交大臣石井到任，意欲见好于野心派，主张托词中国上海长江一带恐有内乱，以好意劝告中国暂缓改变。”旋该处江（十一月三日）电说：日本代理公使小幡西吉约同英公使俄公使于十月二十八日（国体投票开始之日）赴外交部，劝告将实行帝制之计划暂为延期。此时袁氏及其左右势将骑虎，自然不会接受。由此我深深感到当国不去满足自身欲望的贪心，不只要惹国内的不容，并且要受国际的愚弄。平心而论，不能说袁世凯不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致成身败名裂。
袁氏称帝，其亲近诸老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26】、王士珍【27】均不表同情。徐世昌时为国务卿，在一次会议中，袁氏对帝制问题问到他时，他背向后仰，默而无言。段祺瑞于辞去陆军总长后，居家养疴。据说袁曾给他派了一个厨师，他不只不敢用这个厨师为他做饭，连他如夫人亦不敢用，每餐均由其原配夫人亲自烹饪。王士珍虽然继段为陆军总长，实则当时陆军部的职权大部为统率办事处所代替，陆军部已成了一个闲散机关，故王亦闭门不出，以避烦扰。冯国璋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同被袁氏亲口宣称为拥护帝制者，但从其嗣后行为观之，则大不然。
民国四年六月间冯与梁启超相偕晋京。冯谒袁时，谈及南方对帝制的传言，叩询袁的真意，袁曾对他说：“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子身有残疾，二儿子想做名士，三儿子不达时务，其馀都还年幼，岂能付以天下重任？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说：“不过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也恐怕不能推掉。”袁正颜厉色的说：“这是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英国购置薄产，倘有人相逼太甚，我就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不问国事了。”冯出而告段说：“你放心好了，大总统绝不会做皇帝。”冯将此话告梁，梁听了说：“我亦相信他不会那么傻。”但冯南下不久，筹安会忽然大肆活动起来，因此冯十分怀恨袁对他不能推诚相见。这只是举冯之一例，徐、段、王当亦有相类的感受。以袁氏之聪明，也当然深知他们都希望继承总统，不希望实行帝制，故对实行帝制的话，未公开前，对他们有些保留。但越是这样，起的反作用就越大。所以我认为袁氏帝制之覆灭，除讨袁之革命的力量为外在因素外，其亲近诸老之“怏怏非少主臣”，实为一大内在因素，而此二因素又隐约间不无彼此响应之关系。
当蔡锷悄然潜离北京，返归云南的时候，中华革命党总部亦正派李烈钧等到达云南，策动唐继尧起义讨袁。唐继尧通电讨袁之前，曾电南京冯国璋，以察其意。冯复电说：“国璋老矣，国事全在诸君。”唐接获此电，方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成立护国军，宣布起义。蔡锷率师北进，与对方曹锟、张敬尧【28】军战于四川、重庆、泸县、宜宾之间，一则后方弹药不济，一则曹、张军顽强抵抗。蔡军因粮弹不济，已入困境。因其参谋长与张敬尧有旧，乃派其前往试谋停战。张彼时亦不愿打到底，因打到底，袁即成功了。蔡提出停战，正合张意，乃允其请。但提出袁倒之后，蔡须出面拥段，以此密契为停战之条件。起初蔡不愿承认，后经人劝说段之出处并非一拥可定，何必斤斤计较于此，蔡始权予承认。比至袁氏薨折，蔡锷果与张敬尧等联络拍发庚电，主张由段出任总统，以挽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