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数日，首先接到开拔命令是一标一营，开拔日期为阴历九月初八日（阳历10月29日）。我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起义的时间不能再缓，即决定于九月初八日起义，时为武昌起义之后十九日。起义的前一天，我派张树帜【14】同志去一标运动，并吩咐他先运动同志中的下级官和头目，再影响非同志的下级官和头目。将下级官和头目运动好后，以下级官和头目带起军队来，逼迫营长，只要他们不障碍，就不可毁伤他们。一面并嘱该标见习高冠南纠合同志暗中协助，先从一营入手。因一营奉令于九月初八日出发。出发之营，于出发前一日，方发给四万粒子弹。二、三营尚未奉到出发命令，故未领到子弹。联系的暗号，约定运用好后，即在电话上告我：“债讨起。”如运用不好，则告我：“债不能讨。”张树帜同志临行时，我又告诉他说：“你纵使运用不好，也不可离开一标的队伍。如二标发动时，你在一标能拉多少算多少，至少也要纠合我们的同志带队响应。”
张树帜同志走后，我即招集二标中下级军官同志十一人开会，我首先问他们说：“我们是遵命开拔，还是起义？”大家同声说：“我们应该起义。”我又问他们说：“一标不同情怎么样？骑炮营有没有办法？”他们说：“炮兵可以设法，骑兵没甚关系，一标至少也能拉出一半人来！”我说：“好罢！那么我们等等看，先把二标的动作研究研究！”讨论至午夜，一标有电话来，知道运用成功，当时就决定让他们回去照计划于翌日早晨开城门动作，一标打抚署前门，二标打抚署后门。开会的同志刚出了我的门，瑞墉之弟瑞禄就拦住大家，拉住排长李执中的手问：“你们开会做什么来？”机警一点的同志说：“研究开拔的事。”但李执中认为事已败露，遂跳了井。他们返回来报告我，我很着急，但仍命大家与我保持联系，照原计划行动。实则当时官场中对革命的警觉性不够，他们虽知道我们开会，并未防我们起义。
张树帜同志到一标运动，费的周折很大，起初不只革命与不革命的人意见纷歧，即革命同志中，也有主张等队伍开出南北再行举义回打太原或围困太原的。惟因军心倾向于不开拔者多，故最后得以运用一致。首先一营中几个头目联合到三分之二的头目，将军械库开了，子弹抢了，锅碗全粉碎了，表示其破釜沉舟的决心。然后二营亦起而响应，向一营分得子弹一部，并决定翌日晨由二营管带姚以价指挥入城。
一、二标均联系妥当之后，时已午夜后二时，我因李执中跳井的事恐有泄漏，便拿起电话耳机听有无说法。刚拿起耳机来，就听到抚署告督练公所与提学司说：“武昌大智门克复，鄂乱不日可平，应告军学两界。”接着听见督练公所电话叫一、二两标。当时我深恐这个消息传下去，可能遏止了翌早的举动，遂一面着人告知二标本部勿传此电话，一面听一标是否传此电话，许久迄未听得。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一标本部通各营的电话早被我们的同志割断了。
九月初八日（阳历10月29日）天刚亮，我就到二标二营，因将该营管带瑞墉囚禁之后，须我特为照料。我并告知一、二两标对陆巡抚及其公子暂囚勿伤。兵动后，我督率二标先攻抚署后门之巡防队，因非攻破巡防队，不能攻抚署后门。一标向抚署前门进攻时，协统（旅长）谭振德在抚署门前厉声的说：“你们造反啦！赶紧回去，不究！”我革命军中有一位杨潜甫同志（杨乃山东曲阜人，亦为同盟会盟友，系盟友赵守钰任二标三营督队官〈营附〉时，经另一盟友贾铭甫之介绍其来晋者。起义前一日晚，一标破釜沉舟的行动，也是他领导起来做的），反激他说：“协统也知道革命的大义么？如知，指挥我们向前；否则，请退！”谭尚力阻不退，杨潜甫同志乃举枪将其击毙，奋勇当前，带队冲入抚署。抚署卫兵未作抵抗即纷纷溃散。陆巡抚此时衣冠整齐，立于三堂楼前，陆公子亮臣随其旁。陆公子说：“你们不要动枪，我们可以商量。”陆巡抚说：“不要，你们照我打罢！”当时因陆巡抚之随侍有开枪者，遂引起革命军之枪火，陆巡抚与其公子亮臣均死于乱枪之中。陆巡抚、谭协统、陆公子，与我们的立场虽异，而他们忠勇孝的精神与人格则值得我们敬佩。因为立场是各别的，人格是共同的，故我对他们的尸体均礼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