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朱绶光（1886—1948）：湖北襄阳人，1886年生于福建。1904年，被选送官费留学日本，先入振武学校，嗣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朱绶光入盟，成为最早的会员之一。五年后返国。1925年2月，出任山西都督公署顾问，同时负责创建山西陆军辎重教练所。阎锡山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后，朱绶光改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和第三集团军参谋长。1929年2月，代表晋系集团任国民政府编遣委员会经理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权。8月24日，兼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10月11日，代理军政部长。1932年出任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1936年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中将。1937年8月，任长官部参谋长。1939年6月，重庆政府决定成立“绥远省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署”，阎锡山兼任指导长官，以朱绶光为副指导长官。1944年元月，任军事委员会上将参议官，1945年10月，任湖北省第一届监察委员。1948年2月14日，突患脑溢血不治，于武汉寓所去世。
【42】明治维新：日本明治天皇睦仁（1852—1912）时期实行的改革强国运动，对内颁布《帝国宪法》，迁都江户，改名东京，对外实行侵略扩张，从而使日本迅速成为世界列强之一。
【43】武士道：日本武士遵循的道德准则，即应具有忠勇、节义、廉耻、守信、坚韧等品格，始于镰仓时代。明治维新后，武士道的等级废除，但仍然长期宣传武士道精神。
【44】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在1904年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权益而进行的战争，以日本战胜，签定《朴茨茅斯和约》结束。战争的结局导致日本取代沙俄获得在我国东北的支配地位，为其进一步侵略中国作了准备。
【45】赵戴文（1866—1943）：字次陇，山西五台县东冶镇人。19岁入太原晋阳书院，27岁入令德堂学习。1904年，以山西大学堂教员身份，赴日本宏文师范深造，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与阎锡山回国，先后在晋阳中学等处任教员等职。1911年10月29日太原光复后，任都督署秘书兼将校研究所所长，旋任督署参谋长，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参议。1928年12月特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次年任监察院院长。曾坚决反对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1936年，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次年兼任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坚决反对阎锡山与日本人勾结。1943年12月27日去世。
【46】冯曦（1880—1960）：字子和，山西代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历任山西省议长秘书长、六政考核处处长、村政处处长等职。1928年10月，任绥远省政府委员。1931年12月至1938年10月，任绥远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后赴重庆，以诗文自娱。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内蒙古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紫禾诗抄》。
二、掌握山西武力与太原起义前后
同盟会因为种种关系，把革命任务分开江南江北两部分。中山先生与同志们研究发动起义的地点，大家都主张在江南。因为一方面江南离北京远，发动起来，北方的清军不容易集中反击，一方面江南有海口，易于输入军需品及得到外力的援助，且江南的革命潮亦较江北为高。因此，江南江北所负的任务就不同了。当时决定山西所负的任务是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出兵石家庄，接援革命军北上。这是辛亥革命以前的决策。
当辛亥革命的前夕，山西军队分新军与旧军两部。新军为一个混成协（旅），下辖步兵两标（团），骑兵炮兵各一营，工兵辎重兵各一队（连），姚鸿法【1】任协统（旅长）后，将骑兵营和工兵队拨归一标代管，炮兵营和辎重兵队拨归二标代管，全协共四千馀人，悉驻太原。旧军为巡防队十三个营，亦共为四千馀人，除分驻绥远、大同、代州（代县）、平阳（临汾）者外，驻太原者计三个营。旧军保守太甚，不易向革命方面转变，新军则大半为我与我的盟友或同学所统率。我回晋之初，被派为山西陆军学校教官，三阅月升任监督，旋为实际掌握新军，以种种努力，获调山西陆军第二标教练官（中校团附），一年后升任标统（团长）。这时一二两标虽改名为八十五标与八十六标，但人仍多以一、二标称之。其间清廷于北京学办留学生朝考，我遵命前往应试，得中举人【2】。
那时山西军中的山西籍人不过十分之二，且多是所谓“老营混子”。我于就任标统后，为使新军易于掌握，且易成为有朝气有团力之革命武力，于是提倡征兵。山西巡抚丁宝铨【3】与新军协统姚鸿法咸表赞同。而此事之得以迅速成为事实，则尤应特别归功于山西谘议局局长梁善济【4】的支持。征兵制度实行之年，新军步兵两标中十分之六以上的兵员即皆成为山西籍的劳动农工。其明年，新兵与旧兵就成为八与二之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