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协统鸿法虽非革命党人，但与我交情甚笃。他升任山西督练公所总办（主全省兵事者）后，曾向我说他已与北京方面洽妥，我出五千两银子，他所遗协统之缺由我升任。因为他父亲时为陆军部侍郎（次长），他向陆军部主管人关说此事，甚有把握。丁巡抚宝铨、梁局长善济亦皆劝我出此。我则以革命的事重在下层，离的下层远了，即不好组织革命力量，掌握革命行动，遂婉谢之。
为进一步使两标新军革命化，我与盟友赵戴文、温寿泉、南桂馨【5】、张瑜、乔煦，常越日夜密谋，决定一面发起成立山西军人俱乐部，表面上研究学术，实际上团结革命同志，暗中鼓动革命；一面组织模范队，表面上作训练的表率，实际上作起义的骨干。
我第一次回国时由日本带回之炸弹，一直由我们的同志保存到辛亥革命的前夕。本来打算以一颗由王建基【6】、徐翰文【7】携绥远，一颗留太原，俟秋季祭孔时，同时分炸绥远将军与山西巡抚。嗣经再三斟酌，此种举动之后果，非我们所能把握，不若运用军队成功，再举义旗，在革命前途上更为有利，且能符合同盟会全盘革命计划，遂即决定中止。
我没有等到革命军到河南，就紧跟着湖北武昌之后，在太原起义。这并不是既定的计划，而是受了事实的逼迫，使我不得不提早行动。
在山西巡抚陆锺琪【8】于武昌起义【9】后，特召其子亮臣来晋，作缓和革命之计。亮臣与我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属泛泛交，主张亦不接近，不过他知道我曾参加同盟会，且是铁血丈夫团中人。他到晋翌晨，即访我谈话，一见面就说：“我此次来，即为与兄研究晋省对武昌事件当如何应付。兄有意见，弟对家父尚可转移。”我当时答复他说：“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10】究竟系为革命而起义，抑系别有原因，我也不明白。是不是我们现在谈应付武昌事件的话，还有点太早。”他又说：“我们还可以再观察几天。不过我可以和你说，最后需要家父离开时，我也能设法。”我笑了一笑说：“这话说得哪里去了。你来，我们更说不到那样的话了。”他临行时，又和我说：“过两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和兰荪（姚鸿发字）一起谈谈？”我说：“可以，你通知他，还是我通知他？”他说：“我通知罢。”
在这时候，有两件事逼迫得我实在不能等候。一件是山西有五千支德国造的新枪，要借给河南三千支，随带子弹，且已运走一部分。一件是要把一、二两标分别开往临汾与代州，而由巡防部队接替太原的防务。亮臣与我见面的当日晚间我就到姚总办处问说：“亮臣曾否来访？”他说：“来过了，他并且说和你谈得很好，是不是再过几天我们共同谈谈？”我说：“总办决定罢！”我辞出后，向督练公所的办公人员打听，知道运枪与开兵的事，已决定赶速实行。此时我益猜疑陆亮臣此来，完全是想敷衍住我，把运枪和开兵两事做成。而此等计划，不只是陆巡抚一人打此如意算盘，官绅军界中亦均有参与其谋者。
我从督练公所回来，赵戴文同志就在家中等我，一见面就问我说：“陆公子来干什么？”我说：“他也是计划响应武昌。”他说：“可靠么？”我说：“我们今天不研究他可靠不可靠，我正要找你研究由他来得到的感想，作我们决策的依据。”他接着问：“你看他究竟来作什么？”我说：“顶好也是敷衍住我们，完成运枪开兵的事，然后静观革命情势的发展，如果革命有过半成功的成份时，拥戴上他父亲，联合上大家，作一个突变，与响应武昌起义是不会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他说：“事既如此急迫，是不是要和大家商量个办法？”我说：“革命是个危险事，与大家谋，不易成功，反易泄露。”
这段话谈完之后，我就与赵戴文同志估计了一下我们在新军中可能使用的力量，认为我的二标的三个管带（营长）张瑜、乔煦都是我们的坚强同志，只有瑞墉是个旗人。其馀下级军官，都很可靠，行动的时候，只要把瑞墉一个人囚禁起来，即无其它顾虑。骑炮营是些老军人，不赞成的，也不会反对，且炮兵中有不少下级军官和头目（班长），是我们的同志，可能控制该营。工辎队虽不同情，亦不会有急剧的抵抗，且人数又少，关系不大。需要特别注意的，只有一标，因为一标的黄国梁【11】标统与我私交虽好，但不是同志，他的三个管带白和庵【12】、姚以价、熊国斌【13】亦然，故只能从下边运用，因为队官（连长）与头目之间，我们的同志还不少。研究到这里，赵戴文同志说：“姚以价不是你的同学么？他虽然是保皇党，但保皇党已无前途，你是不是打算在他身上用力？”我说：“是的。但按他的性情，不加逼迫，他不愿冒险。他所以不参加同盟会，而参加保皇党，就是因为不愿冒险，不过逼迫他的路子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