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归后，我复使当时担任参谋职位的士官同学仇亮【24】促吴进兵，并在电话中与吴开玩笑：“将军为巡抚所动了罢！”吴回复我说：“这是那里话，我们应该当面谈谈，共罄所怀。”于是我们就约晤于太原石家庄间之娘子关。吴将军于九月十四日（太原光复后六日）偕旅长吴鸿昌、参谋何遂【25】依约而来。吴与我谈话中，述及袁世凯所练六镇新军，除第一镇为旗人，第六镇为吴部外，其馀统制，皆为袁之私人。清廷虽忌袁，此时又必须用袁，故九月十一日宣布摄政王载沣【26】退位，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27】罢黜，十二日即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一入京，则六镇新军为袁用，即为清廷用，吾辈欲成大事，必须阻袁入京。我对他的看法，立即表示赞同。当时因吴将军只带少数参谋人员进入山西革命军防线之内，充分表示他的诚意，于是我的幕僚人员亦均释其疑虑，不再坚持先歼旗军的条件。我遂即决定派一个混成旅至石家庄，与吴将军所部合组燕晋联军，吴任都督，我任副都督。临别时吴问晋军何时开动，我说：“第一列车随公而后即开。”
吴将军返石家庄后，以车站票房为行辕，夜与其参谋周维桢、张世膺【28】治军书，忽有人入，以贺任晋巡抚为言，枪击中吴要害，周、张两参谋亦同遇难。时为九月十六日午夜，实乃十七日之早一时。晋军先头部队第一营，由刘国盛率领，于斯时甫至，惊悉吴将军被刺，且见石家庄秩序大乱，乃原车返晋，并拆毁铁路十馀里，以断追路。当时在吴部之同盟会盟友随晋军来归者，有孔庚、王伯轩【29】、倪普祥【30】、李敏之【31】诸君。据他们说：吴将军之死，乃清廷以二万两银子买通其部下吴旅长鸿昌所图，与一般所传刺吴将军者为周旅长符麟【32】微有出入。
此一意外祸变，使我们阻袁入京之谋成为泡影，饮恨之深，实非言语可以形容。而吴将军之英俊豪爽，肝胆照人，料事之确，谋事之忠，在娘子关之短短一会，在我的心目中永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为表彰其壮烈精神，特于民国二年（1913年）发起铸铜像，建石碑，撰文表于成仁地点，以纪念之。
清廷以第六镇军经此变故，不克平定晋事，乃于十月下旬复遣其精锐第三镇军由娘子关攻入。这一支兵的带兵官，如统制（师长）曹锟【33】，协统（旅长）卢永祥【34】，管带（营长）吴佩孚【35】，队官（连长）王承斌【36】，司务长（特务长）张福来【37】，皆为后来北洋军阀之重要人物。
清军击破娘子关后，我前敌总司令姚以价率众退返太原。此时有主张烧毁太原城者，有主张与清军议和者。我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分向南北退守，以图再举【38】。当商定由副都督温寿泉率南路军退晋南，我率北路军入绥远。当时我与大家说：“九月初七日决定起义之深夜，我即得悉武汉大智门有被清军克复之讯，那时恐影响起义之信心，始终未与诸将士言。我敢断定今后革命军必随全国人心而蜂起，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们。革命工作是以小敌大，以寡敌众，必须经百败而后成。今日之分退，即将来合攻之基，我们的同志必须百折不回，奋斗到底。”
乘马出北门后，我与偕行之总参议赵戴文，总司令孔庚，兵站司令张树帜三同志说：“今日在马上身轻欲飞，才感到世所谓‘如释重负’之语，是怎样的情景。”盖我自起义至退出太原，历时四十五日，未脱衣，未就床，故至此特有是感。
北行抵河曲，得清同治年间所制上镌“神功大将军”大炮四尊【39】，能容火药十斤，射程三华里，声闻三十华里，众以天意助我，士气大振。我乃与诸将士于阴历十一月初四日在河曲之黄河滩郑重盟誓【40】，然后向绥远进发。二十三日行抵包头城下。包头清军欲以供给军饷不入包头城为条件，我答以限两小时腾出，否则即攻。其实我军实力不若包头清军远甚，而包头清军果于两小时内撤出，此即革命精神有无之所关。
入包头整补之后，继攻归绥。时清廷已调第一镇之一个旅增防归绥，官兵纯为旗人，战斗力亦强。故我归绥之战，未能获胜，且因桃子壕之役前敌总指挥王伯轩阵亡，士气颇馁。夜聚诸将商之，均言进攻恐全军覆没。我说：“胜败之机不在敌人，而在我们。转败为胜，此正其时。”诸将归后，赵总参议戴文说：“观诸将战志，进攻恐难有利，将如何？”我这时才告他说：“太原谘议局暨军政界人士秘密派人赉文，欢迎我回省，我打算即刻回攻太原。因归绥是我们的副目标，最后目标是收复太原。我亦知攻绥不利，但不愿先告诸将，以防夜遭不测。”次早，我仍下令进攻归绥，前进五里后，停止待命。比及东行五里，我复下令转向南进，大家才知道是回攻太原。行抵晋北之神池，有一天主教外籍神父来欢迎我说：“共和了！共和了！”诸将士甚为兴奋。我对诸将士说：“共和虽已宣布，回太原尚须奋斗！不宣布共和我不悲观，宣布了共和我们反不敢乐观。更应整饬军纪，争取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