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下旬秘密举行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向所有布尔什维克党人展现了自己的杰出才能，中央委员推选他做正式报告及另外一个“关于政治形势”的发言。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之间过去的恐惧和敌意也已烟消云散，双方均已释怀。作为中央委员会书记，斯维尔德洛夫也是一个能力超群的管理者。他也可以被安排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声音激情四射地来作报告，但他没有成为一个卓越的政治人物的野心，便把机会让给了斯大林。因此，斯维尔德洛夫没有成为斯大林的对手，反而成为他在寻求布尔什维克党权力宝座过程中最知心的伙伴。
彼得格勒“七月危机”对于党组织在各省的机构都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来自各省的代表们抱怨中央委员会错误处理了首都事务，并且忽视了其他政党的需求。斯大林站起来无所畏惧地对此加以反驳。在反驳中，他指出：
至于一些关于中央委员会不与各省保持联系和只把活动集中在彼得格勒的议论，以及认为中央对活动的控制脱离各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将活动网络覆盖到所有省份，中央委员会在事实上只对圣彼得堡拥有活动控制权，因此当时把中央委员会称为“圣彼得堡委员会”是有一定合理性的。这就是事情的原委，但当前彼得格勒的政治问题真是一团乱麻。
在处理完反对者提出的反对意见后，斯大林坚持认为党的代表大会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未来的策略上。当前苏维埃政权仍掌握在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人手里，尚在芬兰的列宁认为应当放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然而斯大林私下里是反对将该口号去掉的，因为他认为如果党要继续赢得民心，就需要展现出具有激进色彩的“群众组织”形象。
在“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中，斯大林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代表（后来在1919年入选中央委员会）——叶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在其他欧洲地区要加强革命运动的工作。对此，斯大林持反对意见。他说：
俄国可能会被证明是唯一正在探寻社会主义的国家，这种可能性尚未被排除。直到目前，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苏维埃这样享受自由，并努力构建工人对产品控制的政治体制。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的革命基础比西欧国家更为广泛，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直接面临资产阶级的镇压，并且完全陷入孤立状态，而我们国家的工人们能够获得最贫苦的农民们的支持。最后，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政权机构，其功能和稳定性大大优于俄国，而俄国资产阶级政权还要仰仗德国等欧洲资本的支持。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这种不合时宜的想法，不能认为只有欧洲其他国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是创新式的马克思主义，我坚定地支持后者。[29]
若干年后，当斯大林成为党的总书记时，这些陈述被赋予重要意义。这些观点要求党的政治工作重心着眼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布尔什维克党外的政治形势正在快速发生变化，七月危机后成为总理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开始寻求重构政治秩序。他举行国事会议，以获取来自各政党和其他公众组织的支持。在右翼政治势力中，克伦斯基的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在国事会议上广受欢迎。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共谋将前线士兵撤回彼得格勒（当时这里的武装部队很显然并不值得信任）。但在最后时刻，8月28日，克伦斯基怀疑科尔尼洛夫阴谋发动政变，因此命令他按兵不动。这次经历使科尔尼洛夫深信克伦斯基不再适合在战争期间统治整个国家，他打算推翻其统治。暴乱又在彼得格勒酝酿了。克伦斯基的军事力量实力弱小，他只能依靠社会上的煽动者帮他实现目的，并且游说军队不要听从科尔尼洛夫的命令。在这些强烈需要的游说者中，有的来自布尔什维克，有的来自孟什维克，还有些来自社会革命党人。最后，科尔尼洛夫被捕了，克伦斯基侥幸活了下来，但留给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布尔什维克党重新成长为一个开放的政治力量，然而，在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的领导下，这种开放性逐渐消失。8月30日的中央委员会商讨了有关季诺维也夫秘密回到党内工作的请求。然而这样做的风险很大，不但季诺维也夫有可能被逮捕，更有可能激起当局对布尔什维克党进行新一轮的打压。季诺维也夫被告知，中央委员会正在“尽一切可能让他接近党组织和报社的工作”。[30]但这并没有阻止季诺维也夫，他在第二天就出席了中央委员会的会议。[31]类似的事情在托洛茨基身上重演。当时，中央委员会认识到党需要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领导人，在托洛茨基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面对党内很多人的敌意的情况下，他就急切地想拥有公众影响力。9月6日的中央委员会做出了全新的人事安排，原来由斯大林领导的《真理报》编辑委员会，现在扩充了队伍，新增人员包括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及圣彼得堡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同时，托洛茨基也被安排协助编辑《启蒙》，并且进入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尽管斯大林也位列执行委员会成员中，但遗憾的是，他在演说方面的缺陷意味着将把党的领导角色让位给托洛茨基。[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