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列宁的主张最终还是获得了认可。列宁不断从那些遭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排挤的人员中寻求支持，不断向听众和读者施加自己的影响力，最终才获得了成功。在说服很多老党员方面，列宁有自己的优势。尽管这些老党员对于列宁的战略主张并未深刻理解，但起码对于任何支持临时政府的行为都会感到不安[6]，就连加米涅夫最后也倒向了列宁。至于列宁本人，他放弃了一些过激的口号，也不再要求将俄国的反帝国主义革命扩展为欧洲内部战争。在公众面前，列宁停止宣扬“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性的战争”等词语。[7]尽管列宁尚未根据俄国国内政治环境的需要进行全盘调整，但这些改变已经使加米涅夫改变了观点。加米涅夫认为，列宁并不像刚刚回国时那样抱有浓厚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斯大林也形成了类似观点，他摒弃了先前对临时政府采取的调和态度，逐渐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列宁主义支持者。米留可夫协助列宁完成了上述转变，4月24日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就已经知道胜利将属于列宁。
在会上，列宁和加米涅夫将进行合作，无条件地反对临时政府，并采取严厉措施结束“一战”。列宁继续强调土地国家化的主张，并获得了大会的支持。尽管斯大林刚在《真理报》上发表过反对土地国家化的文章，但此时他选择保持沉默。但他并没有沉默太久，因为列宁在仲夏时节便改变了观点，认为应当通过土地社会化将土地交给农民。
早在“一战”前，斯大林和列宁在民族问题上就已经是同盟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就此做过详尽报告。列宁和斯大林的目标，都是提升布尔什维克党对于沙俄时期非俄罗斯民族的吸引力。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依然是最受争议的内容。预备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对斯大林的观点持反对意见，他们支持格奥尔基·皮达可夫（GeorgiPyatakov）。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人不喜欢列宁和斯大林提出的民族自决权主张，甚至连沙俄时期有可能从沙皇政府中分离出来的那些民族也是如此。这样看来，官方政策忽视了国际主义的原则，放纵了民族主义的滋生蔓延，忽视了全球经济趋势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列宁看来，布尔什维克党应当给予无产阶级革命以优先权，民族自决权居于次要地位。皮达可夫低估了边疆地区人们对于俄国和俄罗斯民族的仇恨，没有意识到只有当乌克兰人和芬兰人得知自己拥有民族独立权时，他们对俄国的敌意才可能消失。列宁预言，民族自决能够减缓这些民族的反俄情绪，并有利于在更广的范围内将乌克兰、芬兰及其他非俄罗斯族国家重新团结在俄国周围。
斯大林认可了列宁的观点，并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斯大林认为，所有针对前沙皇俄国所制定的政策都会拥有国际影响。如果其他国家的人民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十分得体，那么将会催生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政策也会因之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斯大林的积极贡献大获成功，终于获得认可。[8]尽管如此，他还是需要来自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支持。然而，在第一次向党的会议作报告时，斯大林虽然很好地展现了自己，但仍引来了党内同志的指责。面对指责，他毫不退缩。指责他的人是布尔什维克党内一名老资格的格鲁吉亚人，名叫皮利普·马哈拉泽。马哈拉泽接连向斯大林发问，质问他如何处理南高加索地区的“独立要求”，质问他建立在民族疆域基础上的地方自治组织能否解决格鲁吉亚及其他地区复杂的民族融合问题。[9]正当斯大林为自己在民族问题上扮演“专家”角色而沾沾自喜时，突然有另一位格鲁吉亚人来到他面前挑战他的权威。此时，斯大林并未让别人看出他的气愤，他把反驳的重点放在了皮达可夫和捷尔任斯基的问题上，而没有回答马哈拉泽那些带刺儿的问题。皮达可夫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年轻的理论家，他在整个“一战”过程中一直批评列宁关于革命战略的主张；捷尔任斯基只不过最近才脱离波兰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从未接受过布尔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的任何官方政策。
如果不是列宁的支持，斯大林可能现在还不能入选中央委员会，因为大多数代表并不了解他。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曾经有另外一个化名柯巴：很多人只知道他的这个化名，还不知道他叫斯大林。但斯大林所面对的根本问题是，有些人可能会重提1917年3月对他的反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及时介入了。他说：“我们已认识并了解柯巴多年了，自从我们的组织机构还在克拉科夫时，就经常见到他了。他在高加索地区的活动十分重要，在各种职责内的工作中，柯巴表现得都很出色。”正由于列宁的保护，斯大林才缓解了在党内被非议的状况，稍微松口气，而不必面对其知名度低所带来的诸种问题。然而，斯大林仍需面对来自特奥多罗维奇（Teodorovich）、诺金（Nogin）、布勃诺夫（Bubnov）、格列波夫－阿维洛夫（Glebov-Avilov）等人的非议。即便列宁没有为斯大林做出上述辩护，他也不会支持加米涅夫的。斯大林终于爬到了党内的最高层：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他已经仅次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位列第三。[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