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计划，4月下旬，布尔什维克党将召开一次会议，斯大林正与列宁一起做着会前的准备工作。列宁归国后，开启了一场有关布尔什维克党方针政策问题的辩论。在这场辩论的影响下，彼得格勒和各省的许多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都改变了观点，选择支持列宁，斯大林便是其中一位。由于对领导人的政策不满，一些孟什维克党人甚至转而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原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整个区联派，也于5月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裂痕一直很严重，但1903年流亡者们分裂后，也曾探求重新联合的意图。可事与愿违，1912年布拉格会议又使两派的关系雪上加霜。不过，二月革命后的数周里，在俄国很多城市，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党继续保持合作。但由于两者在政策上有着强烈分歧，还是成为各自完全独立的政党。
斯大林虽然选择支持列宁，但并没有全盘采纳列宁倡导的政策，甚至在接受了列宁的《四月提纲》后，仍是如此。比如，列宁强烈要求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而斯大林坚持认为这样做会伤害农民的积极性，因为农民天生就希望掌握对土地的控制权。他一再坚称，应当无条件地将土地给予农民。[2]斯大林可能认为，列宁之所以倡导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是因为他没有在俄国进行革命的直接经验。一旦获得直接经验，列宁就会意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列宁所倡导的一些咄咄逼人的战时标语口号，斯大林也尽量避免使用。列宁倡导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应定性为“帝国主义战争”，而应当定性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欧洲内部战争”。但斯大林与加米涅夫一样，没有号召士兵、工人们去改变这种定性。[3]他们两人都明白，如果布尔什维克党人想要获得人民大众的支持，必须强调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能给俄国带来和平。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斯大林刻意避免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4]他认真倾听社会上不同的观点，意识到在工人和士兵们亲眼目睹了君主专制统治被推翻、自由和民主的新秩序得以开创的情况下，任何关于专政的想法都会被认为具有君主专制的特征。斯大林一直维护自己的观点，最后，列宁不得不修正了原来的主张。[5]
与此同时，临时政府也陷入了重重困难之中。战争继续发展，俄国军队在强大的德军面前日渐不堪一击。国内经济日益混乱，食品供给匮乏。交通运输不再可靠，因金属、石油和其他初级原材料无法运达，许多工厂濒于关闭，银行停止向它们施以援手。国内行政机构体系在战争的环境下早就摇摇欲坠，此时更是开始瓦解。同时，民众的强烈需求变得更加紧迫，工人们要求获得更多收入和稳定的就业岗位；卫戍部队的士兵们担心自己会被派往前线，纷纷要求出台和平政策；农民要求提高农产品价格，要求拥有对农村土地的占有权，并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店主和工匠们则要求获得保护以对抗大商人；乌克兰人、芬兰人、格鲁吉亚人要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证明没有将他们置于不利地位。面对这种局面，临时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对于工业领域的纠纷，他们提交特别法庭仲裁。在农业领域，他们设法提高谷物的价格。临时政府宽恕了曾违抗命令的驻防部队，给予地方组织大量的自治权，同时许诺尽快举行大选产生议会代表。
在中央政权被推翻之前，各部部长拒绝推动进一步的改革。这说明，自从二月革命过后，临时政府已经无法立即进行改革，因而无法满足社会上不同群体希望改革的诉求。在第一任内阁成立这个问题上，彼得格勒苏维埃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没有他们的允准，第一任内阁很难成立。而此时，苏维埃政权、工厂－车间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农村公社等开始限制内阁各部门的职权，武装力量在执行临时政府的命令时软弱无力。面对国内暴乱，警察一直都派不上用场。事实上，在帝国专制垮台后，警察队伍已经解体了。
如果斯大林对跟随列宁有什么怀疑的话，那肯定是由于发生在彼得格勒的一系列事件所引起的。外交部长帕维尔·米留可夫（PavelMilyukov）曾在发给伦敦和巴黎的外交备忘录中表示，俄国战争的目标仍然和尼古拉斯二世时期一样。由于这些目标包括从奥斯曼帝国手中获取更多的土地，因而导致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中更为广泛的厌恶情绪不断产生。因获得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支持而上台的临时政府很清楚，战争只能是防御性的，不能借此大搞版图扩张。4月20至21日爆发了由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针对临时政府的示威运动，类似的示威活动在整个国家此起彼伏。甚至彼得格勒的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号召武装起义，打倒临时政府。对此，列宁感到很被动，不得不宣称这些人并非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但整个米留可夫事件又被列宁完全利用。在尚未被说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和日益增加的工人、士兵们看来，似乎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应被批评，因为他们已经相信了临时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