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里奇向六位布尔什维克党国家杜马党团成员建议，在第四届国家杜马党团中实施“强硬政策”。这个政策，就是要威胁其中的多数人，就是要呼吁普通民众反对这些人。但是，目前布尔什维克党团的6名成员没有足够能力，也没有准备好进行这种活动。现在，我们必须开始使他们6人变得更加强大，然后利用他们摧毁国家杜马党团中的多数人，就像伊利亚·穆罗梅茨（IlyaMuroments）利用一个鞑靼人打击所有鞑靼人。如果列宁发现这几点是不证自明的话，他将会做出让步。[20]
斯大林相信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中，布尔什维克党能够战胜孟什维克党。他曾参加过一个党的会议，能够证实这点是有可行性的。他也相信，对列宁的劝说能够起作用。斯大林认为，列宁坚持战略上不妥协的做法并不合适，说明他对国内的情况并不了解。[21]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中，与斯大林关系更融洽的是列夫·加米涅夫，两人从在第比利斯时就相识。在克拉科夫感到孤独时，斯大林就会给他写信。他写的信，只能被称作“情书”，情书内容包括：“让我用鼻子给你一个‘爱斯基摩之吻’。我想你，对此，我可以发誓。否则，就遭天谴。你能想方设法来这里一趟吗？”[22]为了加强自己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中的地位，斯大林也会与那些能够对他有所帮助、可能成为朋友的那些人接触。
会议结束后，斯大林从克拉科夫回到圣彼得堡，短暂地停留了一段时间。在圣彼得堡期间，斯大林与六位布尔什维克党国家杜马党团成员一起工作。12月底，他再次前往克拉科夫，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会议。这次在克拉科夫，是他一生中在国外住得最久的一次。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更加和睦。他成为列宁及其夫人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Krupskaya）的座上宾，并和他们一起用餐。不过，斯大林坚持找一个饭馆，而不是去列宁家。对此，列宁迷惑不已，遂去查个究竟。他发现斯大林吃饭时，桌上会放着一瓶啤酒。如果到列宁家吃饭的话，可能没酒喝。从此，列宁家里不断酒，确保他们的政治对话是在社交场合中进行的。在克拉科夫期间，斯大林的行为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据说，在克拉科夫与扎科帕内（Zakopane）之间的铁路线上的一个火车站，斯大林用俄语预订了一顿饭。但他发现其他顾客进了餐馆后都能获得服务，他左等右等，也不见自己所要的汤来。汤好不容易来了，斯大林已经等地失去了耐心，勃然大怒，把碗扣过来，将汤倒掉，走出了餐馆。列宁不得不向这位民族问题专家解释，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是因为波兰人不喜欢必须讲俄语。[23]
列宁有诀窍，让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在交际过程中感到舒适轻松。在他的劝说下，斯大林逐渐安下心来，并与他进行了无休止的交谈。作为一个典型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斯大林刚好合乎列宁的要求。斯大林坚忍不拔、忍辱负重。看起来符合人们对工人阶级的刻板印象；他欣然为革命献身，对布尔什维克党非常忠诚，而且非常聪明。当列宁与佐尔丹尼亚及其他孟什维克党党员就民族问题争论不休时，列宁鼓励斯大林暂时停止手头工作，就这个问题写篇长文章。早在1910年，列宁就认为斯大林是一个更有权威来评论高加索事务，甚至可以比佐尔丹尼亚还要好。[24]现在，他鼓励斯大林进一步深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发表。
斯大林将列宁的要求牢记于心，并竭力去完成列宁交给的任务。为了达到这个要求，1913年1月下半月，斯大林和同伴前往维也纳，住在这所城市的东部边缘地区。在那里，他可以利用图书馆里的藏书。这里的藏书要比克拉科夫充足。他们的住所在美泉宫城堡街一座公寓的一楼，离美泉宫不远。同伴为斯大林准备了很多书，还找来一张桌子和一把长沙发椅[25]（斯大林从不反对在最简陋的条件下休息）。有好几周，斯大林在维也纳图书馆里看书，然后回到公寓里写作，还不断向当地人咨询有关鲍尔（Bauer）、考茨基（Kautsky）的德语文章及马克思主义者创办的《新时代》杂志的问题。[26]斯大林因研究民族问题才居住在维也纳，因而全身心地关注这个问题，即使在社交场合也要与人讨论。斯大林的房东也是个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有一个六岁的女儿，名叫加琳娜（Galina）。每当他们在整修完好的维也纳公园里散步时，加琳娜就感动非常厌烦，然后会说：“你们不要再讨论民族问题了！”[27]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在格鲁吉亚，因此他像喜欢其他可爱的孩子一样喜欢加琳娜，但加琳娜视他为对手。每当斯大林用浓重的嗓音向她承诺从高加索带些“绿巧克力”给她时，加琳娜都不相信。[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