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他漫长生命中的任何一个阶段相比，朱加什维利被捕前的这段时间写作更加集中，写作的欲望更加强烈。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一些他青少年时期写的诗在雅科夫·戈格巴什维利编辑的最新一版的文学选集《母语》（MotherTongue）上发表[7]，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他本人是否知道这件事）。但是，他的这种诗兴大发的情况转瞬即逝。在为1912年的五一劳动节所写的一篇公告中，朱加什维利写道：“大自然正从冬眠中醒来，森林和群山正披上新绿，鲜花正在装饰草原和牧场，太阳的光辉更加温暖，我们在空气中感受新生活，世界也开始愉快地起舞。”[8]这是朱加什维利最后一次以浪漫的语调写作，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写过这种感情充沛的长篇大论。就这样，朱加什维利放弃了自己沉迷已久的写作方式。[9]
除了俄罗斯外，这份公告没有提及俄国的其他任何地区，而是专门针对俄罗斯的工人们，号召他们“举起俄国革命的旗帜”。我们不能对朱加什维利的这种做法进行过多的解释（并不是说这会阻止一些传记作者们做这种事情），因为他当时正在俄国首都工作，正用俄语写作，且正在呼吁俄国的产业工人起来革命，俄罗斯自然而然地成了其信息的核心。如果要是他仍在第比利斯工作的话，事情可能就不是这样。大约在这段时间内，朱加什维利的政治形象也有了一定转变。这种转变，明眼人一看便知晓。从1912年开始，朱加什维利弃用“伊万诺维奇”这个化名，改为“斯大林”。很显然，“斯大林”是个俄文名字，由“钢铁”这个单词演变而来。虽然这不是他第一次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而使用俄语作为母语，但通常情况下他还是会使用格鲁吉亚语。现在，朱加什维利为了树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形象，不再想只被人们当作一个从高加索地区走出来的人。他更加强调从总体上解决俄国问题的必要性，并想在解决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当然，斯大林本人深知自己的容貌神情、言谈举止都充满了“南方”风格。就连文学名著，他都敬慕格鲁吉亚的。如果说他是俄罗斯人，连他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与人们现在广泛认为的情况相反，他不是俄罗斯人，也从不真正地试着去做俄罗斯人。[10]如果他真正地想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去格鲁吉亚化，就不会再写有关“民族问题”的东西了。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的犹太人想被人们认为是国际主义者，几乎都不会吸引人们关注他们的种族和血统。斯大林当然很希望大家认为他是国际主义者，但他也打算认真思考俄国的社会主义政治问题。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在未来将会掌握政权，俄国将会处在社会主义者的管理之下。因此，他鼓励布尔什维克党提高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非俄罗斯民族人民的福祉。1913年，斯大林发表了《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工党》（TheNationalQuestionandSocial-Democracy）一文。这篇文章对提升他在党内的声誉起了很大作用，也巩固了他和列宁之间的关系。列宁在给伟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Gorki）的信中将他描述为“极好的格鲁吉亚人”[11]。现在已经清楚的是，斯大林早就停止了在他关于民族问题的阐述中为格鲁吉亚人辩护。无论是说什么或者写什么，他都一视同仁。有时，他对格鲁吉亚人甚至比对其他的非俄罗斯民族还要糟糕。在没有实现前景的情况下，斯大林提出了各民族联合的思想，但他自己仍然保留着格鲁吉亚人的外表、口音、行为，身上还残存着格鲁吉亚文化的痕迹。
反正斯大林要被押解到纳雷姆了，谈论民族问题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意义。途中，他在科尔帕舍沃村（Kolpashevo）小住了几天。这个村子里住了很多遭流放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包括米哈伊尔·拉舍维奇（MikhailLashevich）和伊凡·斯米尔诺夫（IvanSmirnov）。斯大林还偶然遇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党员西蒙·苏林（SemenSurin）、他在拜洛夫监狱的狱友西蒙·韦列夏克。他与韦列夏克一同吃了晚饭，经过一夜的短暂休息后，就沿着鄂毕河向东北方向前进了，目的地是纳雷姆。[12]纳雷姆不像纬度更高的那些市镇，而是正好坐落在农业区内。这个地方不是俄国最差的流放地，但它的情况还可以更好些。冬天，纳雷姆气候恶劣，寒风刺骨，人们主要以狩猎和捕鱼为经济来源。它与圣彼得堡的联系不紧密，即使有有限的联系，也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