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经预见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党代会上会发生对自己代表权的争论，但朱加什维利并未退缩。他打点行装，化名“伊万诺维奇先生”，向伦敦出发了。由于在格鲁吉亚以外还不是一个著名人物，会议的组织者没有把朱加什维利的住所安排到领导人普列汉诺夫、阿克塞尔罗德、列宁和马尔托福的住所附近。按照安排，他住到了众多伦敦东区代表居住的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这个地方，是代表们躲开英国政治保安处注意的最好地点，且住宿价格低廉。世纪之交，成千上万的犹太移民家庭离开俄国，就住在这里（像爱尔兰人一样，实质上属于少数民族）[18]，因此，即使不会讲英语，也没什么大碍。
斯大林第一任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她是个和斯大林的母亲一样虔诚的格鲁吉亚女子，是斯大林长子雅科夫的生母。生完雅科夫不久，由于肺病无钱医治，芳年早逝。她的离世对斯大林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斯大林的同学约瑟夫·伊里麦什维利记录了葬礼的情景，失去妻子的斯大林哭诉道“我的心坚如磐石，却为此变得柔软。她走了，我对人世最后一点温情也随她去了！”
朱加什维利从未提及自己对伦敦的印象，可能是因为他居住时间短，又总是忙忙碌碌，来不及欣赏周边的景色，便没有形成对这里的看法。当时，他被安排到朱比利街（JubileeStreet）77号居住，而开会是在由朱比利街向北3英里外的兄弟会教堂（BrotherhoodChurch）。这所教堂位于索斯盖特路（SouthgateRoad）和巴尔梅什路（BalmesRoad）交汇的拐角处[19]，经常参加教堂聚会的人员有和平主义者及艺术家、作家、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的崇拜者。[20]这些俄国好斗的无神论者在进行基督教礼拜仪式的地方，对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做了辩论。每天晚上一回到房间，朱加什维利就忙着写作和策划。他的房东是一个从沙皇俄国逃出来的鞋匠，会讲俄语，可能是个犹太人。这个人名叫阿瑟·培根（ArthurBacon），在该地区靠为人跑腿、执行一些小任务，赚取微薄的收入。阿瑟·培根目睹了朱加什维利在此地短暂居住时的生活工作状况，并为我们留下了一份记录。根据培根的记载，通常情况下，朱加什维利回到家就掏出壁炉里的炉灰，把壁炉点着。有时，朱加什维利还请他为住在附近的其他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传递信息。由于朱加什维利的英语连写出名字的水平还没有达到，培根的妻子就帮他在信封上写地址。
虽然培根支持保守党，但他还是带着对朱加什维利的喜爱，记住了这位“伊万诺维奇先生”，朱加什维利也喜欢男孩带给他的太妃糖。阿瑟·培根对朱加什维利表示感谢，也有经济原因。以往，他的收入十分微薄，但朱加什维利在此居住期间，他每为一个同志传递信息，就可以收到两先令的费用[21]。相比之下，这位鞋匠的收费比他平时的标准高出了47倍。这样，朱加什维利就获得了这位鞋匠对他的帮助。可见，朱加什维利对金钱的敏感度并不总是那么低。
在斯德哥尔摩的党代会上，朱加什维利因指责孟什维克党领导人，在土地政策方面与列宁保持高度一致而名声大噪。但在伦敦的党代会上，他并没有为提升自己的名声做什么事情。最终，朱加什维利被允许列席会议，但没有表决权。[22]当时，代表们对于程序意见不统一，因此，他们拿出3天来专门讨论会议议程。会议程序方面的事情之所以变得复杂，是因为边疆地区各民族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加入，如波兰人、拉脱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和亲纳粹的犹太人。在这种局面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没有占据绝对多数。为了保证意见一致，列宁与佐尔丹尼亚等人秘密进行了讨论，而且列宁决定与佐尔丹尼亚及其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做一笔交易。在这笔交易中，孟什维克可以在格鲁吉亚开展自己的事业，布尔什维克不予干涉；作为交换，佐尔丹尼亚等人不能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整个组织中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佐尔丹尼亚的拒绝。[23]自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之后，朱加什维利在南高加索地区全神贯注地工作，竭尽全力地奋斗。而列宁与佐尔丹尼亚的交易一旦成功，将会彻底毁掉他在这个地区取得的一切成果。如果朱加什维利听到这个建议，也一定不会高兴。但这个交易或许会让他明白，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来说，格鲁吉亚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由此可见，列宁和朱加什维利之间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