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年轻时候的斯大林。
我们熟悉的斯大林是威严的、带着暴戾之气的固定形象。对比这张年轻时候的斯大林照片，似乎有些笑意、有些温柔。
斯大林的母亲叶卡捷琳娜。
母亲是个虔诚的人。她的虔诚改变了斯大林的命运，使他从一个可能的鞋匠成为注定的前苏联领导人。
尽管如此，在很多布尔什维克党第比利斯委员会的同事看来，他仍然在民族问题上存有过度妥协的倾向。当他们在争论布尔什维克党高加索联合委员会的政策与第比利斯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是否一致时，朱加什维利拒绝对自己的同事施以援手。因此，谢尔盖·卡乌塔拉泽指责他是个“叛徒”，但他无动于衷。在朱加什维利看来，卡乌塔拉泽和其他人都分不清主次矛盾。他说：“我不想与联合委员会的人就此事进行争论。……但如果你想争论的话，但做无妨，随你们的便。”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卡乌塔拉泽，边说边点着一支廉价的香烟。朱加什维利想让他的批评者们明白，他不是任人摆布的。卡乌塔拉泽理解他的这种姿态，一辈子都不曾忘记。[1]朱加什维利只有在确定百分之百能够赢得战争时，才会去打仗。在他看来，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党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执行太过死板，而孟什维克的政策方针又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朱加什维利对周围关系的处理往往存在不当之处。
当革命氛围笼罩南高加索时，它带给当地统治者的惊慌一点不比其他地方少。I·I·沃龙佐夫·达什科夫（I.I.Vorontsov-Dashkov）作为总督被派到那里，却发现统治举步维艰。当时，罢工和示威游行深深地影响了附近所有的城镇和工业区，对沙俄军队的反抗相当普遍，但达什科夫所面临的最大阻力来自佐尔丹尼亚及孟什维克党。他们既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也以反抗俄国当局的民族利益捍卫者自居，成为当地最强有力的革命推动力。格鲁吉亚东部古里亚（Guria）的村庄对孟什维克号召的响应尤为热烈，除此之外，高加索地区的每个地方都发生了由民族和种族问题引起的动荡。在高加索山脉两侧，挑战尼古拉二世及其政府的事情时有发生。并非每个地方的冲突都是因与沙皇俄国的紧张关系才发生的。种族间的矛盾和斗争、长期被俄国军队控制、长时间对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恐慌，都吞噬着这个社会的耐心，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在北高加索地区，宗教传统主义崭露头角，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的关系日趋紧张。在石油城市巴库，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屠杀了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二者之间的仇恨强烈迸发出来。尽管沃龙佐夫·达什科夫采取了预防性措施，但这场斗争最终发展成残忍的暴力冲突。[2]
巴库的亚美尼亚人由最富有的人领导，而阿塞拜疆人则是典型的贫苦劳动力。这点，和第比利斯如出一辙。沃龙佐夫充分估计到了其中的困难，遂决定最小程度地使用暴力，以保证南高加索地区的帝国统治秩序。[3]1905年最后三个月，在沙皇俄国的其他地方，武装部队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工人苏维埃被他们大力打压下去，莫斯科的苏维埃武装起义也被无情地镇压，农民中的反叛者被逮捕，陆军和海军中的叛变者被拘留并枪杀。在波兰会议王国（RussianPoland），造反的城市都乖乖就范，服从沙皇俄国的统治。格鲁吉亚也发生了叛乱，佐尔丹尼亚及其孟什维克党员，以及像朱加什维利一样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都为之感到鼓舞。随着新成员的加入，他们的组织越来越庞大，并开始公开活动。总督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军事和咨询事务上，格鲁吉亚的马克思主义者占领了政治舞台。相对于布尔什维克党而言，孟什维克并不太主张谋求脱离沙皇俄国。在他们看来，格鲁吉亚的命运与俄国革命的发展息息相关。
朱加什维利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战略方针是最值得称赞的。他持这种观点，等于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做出了选择。从此，他选择与布尔什维克党密切合作，强烈反对孟什维克。朱加什维利宣称：“只要反对孟什维克的办法，就是好办法!”[4]熟悉朱加什维利的人认为他好斗善辩、举动粗鲁、缺乏智慧，如同他所发表的演说一样枯燥乏味、进攻性强。但在实际工作中，他能力强，表现突出。如果要比较十月革命后形成的第一届党的政治局成员们对动荡的1905年所产生的影响力的话，除了从1905年秋领导圣彼得堡苏维埃的列夫·托洛茨基（LevTrotski）外，朱加什维利无疑独占鳌头。在这一年中，他频繁地与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党员进行论战，在工人会议上讲话，并成为《无产阶级斗争报》最多产的作者之一；朱加什维利总是大力宣传布尔什维克党有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敦促马克思主义者们反对民族间的斗争；他呼吁人们进行武装起义，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并由临时政府掌握政权；朱加什维利还提议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联合工人和农民，建立一个与中产阶级毫不妥协的政治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