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在1941年早些时候，斯大林就有解散共产国际的意向。斯大林通过季米特洛夫在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之后宣布解散共产国际。1943年5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大会上，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服从了斯大林的命令。[14]斯大林宣布，他自己和列宁一样犯了以莫斯科为中心控制全世界共产党人的错误，以至于各国共产党被他们的敌人污蔑为克里姆林宫的傀儡。斯大林希望各国共产党能够成为独立的政党，取消克里姆林宫的遥控。[15]
斯大林的虚伪尽人皆知，无需强调，他丝毫没有放松对各国共产党控制的意图。虽然斯大林表面上使各国共产党有了自主权，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对各国共产党实行短线控制。原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现在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国际部主任。他负责保密工作，本质上其工作职责并未发生变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季米特洛夫一直都是斯大林的主要谋士且服从斯大林的领导。即使共产国际解散之后，情况依然如故。这样我们就可以心领神会斯大林做出这一惊人决定的原因。在当时，这是一种投机行为，随后他一直在努力打消西方盟国对他的意图的怀疑。但这并不是斯大林的主要动机。斯大林需要取得盟国信任的时期已经过去，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之前命悬一线。当时，德国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然而，斯大林在这两年时间里却毫无作为。他只好一直等待机会，直到红军开始出现胜利的可能。
选择这个时间点不是偶然的。这时，斯大林和他的智囊团已经在安排战后欧洲秩序了。驻英大使伊凡·麦斯基（IvanMaiski）和驻美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分别到伦敦和华盛顿说明苏联对战后欧洲的安排。季米特洛夫和莫洛托夫也参与此行。他们都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在西部边界最大限度地保证苏联的安全并扩大共产主义在西方的势力。秘密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苏德战争初期已经不复存在。在苏联处于战争防御阶段时，共产国际下属的各国共产党的任何破坏希特勒“欧洲新秩序”的行为都受到鼓励。斯大林想要在中东欧地区扶植共产党势力。这些地区的共产党势力本身十分脆弱，斯大林1938年对波兰共产党的屠杀更加恶化了这一形势。红军信誓旦旦要收复苏联的西部领土——即恢复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之前的苏联版图。实际上，苏联意欲占领德国以东的诸多国家，斯大林知道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被当作莫斯科的代理人。它们必须假装不是莫斯科的傀儡，这对它们自己和斯大林都很重要。共产国际的解散便是这种伪装的必要前提。
这意味着各国共产党必须想办法证明自己不仅是国际主义者而且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斯大林使侨居在莫斯科或者通过各种方式与苏联保持联系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充分理解这一点。各国共产党需要充分利用各自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英雄、各种象征物、诗篇及歌曲来宣传自己。斯大林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各国共产党的本土化形象。苏联境内的俄罗斯人已经进行了这样的工作。同样的工作也即将在红军占领的地方展开。共产主义运动不仅仅是一个国际运动，也不仅仅是一个俄罗斯运动。根据斯大林的理解，共产主义运动可以具有民族多样性。[16]
这只是一种掩饰军事占领的让步。在1943年下半年，外交政策的其他变化也半公开、半秘密地开展，其中包括对马列主义的重新架构。大俄罗斯主义远未被消除；旧俄罗斯的伟大先辈们依然为苏联社会所接受：伊凡雷帝、彼得大帝、苏沃洛夫、罗曼诺索夫、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但还是有一些禁区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苏联开始强调其苏维埃特征：爱国主义是一个比世界主义更为崇高的价值取向；苏联各民族之间“兄弟般的友谊”牢不可破。世界主义变成了一个肮脏的词汇，任何对西方文化和社会表示钦佩的迹象都会受到严厉的惩治；任何根据《租借法案》由美国用吉普车、炸弹及其他军事装备装备起来的苏联军队都成了斯大林怀疑的对象；任何高质量的外国产品的流入都会对苏联政府的自吹自擂产生毁灭性破坏。1942年，“赞扬美国技术罪”被写入苏联法律。甚至有人仅仅因为表达了一下对吉普车的欣赏，就被投入到了古拉格集中营。[17]当红军和西方盟国军队一道粉碎纳粹德国抵抗的希望即将成真时，斯大林的目标是控制苏联人使其免受外来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