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还明白需要适当放松对文化的管制。政府鼓励许多对当局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进行创造性劳动，其中的著名人物包括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和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阿赫玛托娃曾与尼古拉·古米廖夫（NikolaiGumilev）结婚，1921年古米廖夫以反苏激进分子的罪名被杀。她的儿子列夫（Lev）仍被囚禁在监狱里。她自己的作品虽然多年未被出版，仍有很多人记得她。斯大林有意让其作品在广播里和音乐会上传播，但是这种允许是有区别的。斯大林允许传播那些歌颂俄罗斯人民伟大功绩的诗。肖斯塔科维奇在战前已经从其麻烦中吸取了教训且只谱曲不写词。他因为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交响曲）而声名远播，当时他的工作是守夜人，这部作品在1942年首演时即得到观众的认可。
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简装版在前线非常受欢迎。斯大林作为作家进入苏联文学的圣殿，军队各级党组织已将斯大林写的小册子分发到了各部队之中。但事实上他的作品并未在士兵中受到追捧。当局当然知道情况，也没有要求将斯大林的全部作品放在宣传活动的核心。
斯大林决定不再把《国际歌》作为苏联的国歌了，他通过竞争方式为苏联选了一部新国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夫（AlesanderAlesandrov）的作品因其震撼人心的旋律而一举胜出。其词作者为谢尔盖·米哈尔科夫（SergeiMikhalkov）和加布里埃尔·艾尔－雷吉斯坦（GaroldEl-Registan），他们都是苏联官方宣传中的有效武器。歌词的第一节如下：
伟大的俄罗斯，牢不可破的联盟。
独立的共和国，自由结合成。
各民族意志建立的苏联
统一而强大，万年万万年。[9]
第二节的歌词与献身于十月革命的爱国主义情怀息息相关：
自由的阳光，照耀着我们。
伟大的列宁，指明了前程。
斯大林教导，要忠于人民。
并激励我们，要建立功勋。
国歌在战时引起了人民的共鸣，不能因为歌词中包含有许多对斯大林的赞颂，而称其为文化上的“退却”。但它确实表明当局明白《国际歌》歌颂的世界主义很难激励起俄罗斯人为祖国而战的激情。
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政策调整，就是斯大林对俄罗斯东正教的决定。到1939年为止，整个苏联仅仅只有大约100处对信徒开放的礼拜堂。[10]苏联时期根本就没有修道院，成千上万的牧师都在内战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大清洗时期被杀害。但是人们仍然信仰上帝。1937年苏联进行人口普查时，大约有55%的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反而宣称自己是一名教徒——由此可见，教徒的真正比例应该更大。
曾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接受教育的斯大林非常赞赏代理大牧首谢尔盖的爱国主义立场。斯大林也对教会为武器生产募捐感到高兴，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mitriDonskoi）的坦克专项资金便来源于此。俄罗斯正教使其信众为军事目的服务的做法使斯大林非常满意。教堂得以重新开放，人们可以进行祈祷。1943年9月，斯大林通过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代理大牧首谢尔盖的方式正式确认他的地位。谢尔盖到达克里姆林宫时忐忑不安地思忖着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却惊奇地发现斯大林居然亲自迎候他们一行。[11]斯大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苏维埃政府与俄罗斯正教之间未曾有任何冲突。他很高兴地询问谢尔盖随行的牧师为什么那么少。代理大牧首想回答：“如果不是你几十年来的任意逮捕与屠杀，我本可以很容易地召集到更多的神职人员。”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气氛变得十分轻松和融洽，因为斯大林建议苏维埃政府停止宗教迫害政策并且恢复信仰自由。但作为回报，教会必须认同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与此同时，不再指责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12]
斯大林没有公开双方妥协的具体时间，他甚至不允许《真理报》向社会公布这一消息。这仅仅是一个口头协定。然而，很多人猜测到外交政策的考量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很快，斯大林即将与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召开会议。大量证据表明反宗教的迫害活动的明显减少，可能是斯大林对西方盟国进行勒索的筹码。[13]
如果斯大林能够同时减少对其他基督教派，尤其是对那些与西方有联系的教会进行有组织的迫害，那么在与西方会谈中他会获利更多。但斯大林公开给予俄罗斯东正教特权。对此，我们的解释是这可能与其对苏联统治秩序的计划有关。他与代理大牧首的会面发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之后不久，红军即将展开收复西部领土的军事行动。希特勒允许包括乌克兰自治教会在内的所有基督教派在德国的占领下活动。宗教信仰自由一再被证明难以一时禁止。在恢复俄罗斯正教部分自治的同时，斯大林还归还了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苏维埃政府没收的教产。随着红军开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当地教会的教产随之就变成俄罗斯东正教的财产。很明显，斯大林认为如果由在1943年9月的宗教会议当选的谢尔盖大牧首统一管理教徒，那么他就可以更加容易地控制教会。斯大林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他任命卡尔波夫（G.Karpov）为监督俄罗斯东正教的政府委员，想从中渔利。